当年商鞅变法，说儒家仁道，秦孝公要昏睡过去，后来说到王霸之道，秦孝公才打起精神来。
汉朝晁错欲削藩，一开始只是尚书博士。若是这个职位一直做下去，后人怕是会认为这是一个儒生，而等到晁错执掌大权之后，才开始推行他的想法。
不得不说，范仲淹推行改革的起点，远比这二人要高。当然也是因为此刻范仲淹为政多时，在西北地区已经足以独当一面，自然有着更高的起点。
赵祯如此超乎寻常的待遇，让范仲淹明白，赵祯这是真的打定主意要进行变法了，而且不是准备小打小闹就结束的。
是以，范仲淹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呈上的新政纲领，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十条建议就不一一解释了，说其中三条。
均公田，公田是官吏的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各地公田好坏不等，一些官吏没有分到公田，故而产生分配不均的问题。可以简单理解均公田便是统一官吏的俸禄。
修武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毕竟北宋八成财政收入拿来养兵，实在是太高了，必须要改，不管谁上台，有一刀都必然砍向军队。
减徭役。范仲淹将这一条放在最后，其实对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反而是这一条，前面那些主要是就国家层面而言的。展开来详细说一说这一条。
北宋的赋税制度沿袭唐朝，其扰民最重者便是徭役。本来，唐代的徭役可以交钱由官府雇人代服杂役，称作“庸”。两税法中已含有代服徭役的费用。
北宋时期因崇礼尚文，官署衙门多、官吏多,需要各种杂役、工匠也多，特别是与契丹、西夏战事频发，粮草转运和其他战备物资的制作、保管及运输，前线城堡的修筑等，都需要大量农夫来服役。
所以,北宋朝廷从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两税”中已经包含代人服役的费用，徭役比唐朝要重得多。
为了减轻徭役，范仲淹提出改进的措施，主要是减少地方官署的数量，取消一些人口少的县，降格为镇。并让地方官衙和其他朝廷派驻衙门合署办公，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同时让厢军担任各个衙门的差役，让那些不该服役的农夫返回田野耕种，以此来缓解农家的困顿。
应该说，范仲淹是已经认识到宋朝徭役的弊端，特别是提出让厢军替代农民，也算是另类的雇佣，反正要养厢军，不如让他们负责徭役。
若不是久在基层，是无法提出如此贴合宋代实际的改革措施的。之后王安石提出的免役法，不能不说，二者有相似之处。当然，王安石更进一步，皇亲国戚都要出徭役，得罪了更多的人。
总体而言，范仲淹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很见水平，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无病呻吟。赵祯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府兵法在唐朝中期就已经崩溃，若是没有均田制支撑，想要推行府兵法就是做梦。而均田制又是建立在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的前提下，除非乱世，否则哪里来的无主荒地给你。
就这样，闻名后世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
外朝大事，自然会传进宫里，但是要说对赵昕的影响有多大，也是不可能的。
况且，一项改革从推出到具体实行，总是有个时间差的。范仲淹目前为止，只能够说是发了一个宣言书，告诉天下人，我会这样做，这样做。类似于后世几几五规划。
而在范仲淹改革之初，埋藏在水底的暗流便不断汹涌，暗暗积蓄着将范仲淹拍倒的力量。
朝廷之外的情况，赵昕并不知晓，但是这些日子在宫中，却在传着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石介，鼎鼎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早年曾经求学于范仲淹，明明白白的范仲淹**。
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是今年四月份。背景嘛，三月的时候，欧阳修，余靖等人成为谏官，赵昕在报纸上可以经常看见这些人的名字。四月初，范仲淹与韩琦为枢密副使，蔡襄知谏院。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吧。
“……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
三月份吕夷简刚刚被罢相，石介就写这个，说谁是忠，说谁是邪，一目了然。
只是在政治上，忠邪可不是你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地，石介这么写，无疑是承认范仲淹韩琦等人是为**。
不少的宫人见文章在夸奖赵祯，就四处朗诵，毕竟石介盛名在外，文采斐然，读来朗朗上口。
而赵昕在每旬送上来的报纸中，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篇文章，显然说明它没有被最高层所承认，像晏殊的词句赵昕几乎每一张报纸上都能够看见。
范仲淹刚刚开始宣布改革的那几天，宫中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便是赵昕早晨去拜见苗氏的时候，苗氏都在说着范仲淹是个贤人，圣上有识人之明。
而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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