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根据长期信用银行法，日本的三家银行——兴业银行、劝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改组成长期信用银行，其中劝业银行被一分为二，一半成为普通的商业银行，另外一半改组成长期信用银行，通常“长银”指的就是这家银行，另外两家银行继续使用本来的名称。
1952年，长银在原日本劝业银行的基础上成立，政府以认购优先股的方式提供了50的资本金，在成立后的三年内，大藏省认购了长银全部金融债券的40，拥有深厚政府“基因”的长银可以说算是半个国家银行。
60年代初，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长银的业务发展迅速，在1963年，长银为日本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几千亿円的资金。
80年代初，长银制定改革措施，希望将工作重点从传统的信贷转向投资银行业务，但并未获得外部监管部门和内部保守派的支持。
“有意思。”
南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目光就扫到下面一段被红笔描出的文字：长银有多位高层是大藏省退休官员，这批人亦是长银保守派的中坚力量。
长银向不动产企业大量发放贷款，以及直接投资不动产的策略皆由保守派提出，并且，贷款审核部门的审核权主要控制在保守派手里。
“这里得好好查一下长银投资的不动产都有哪些，又是从谁手里收购来的。”
南易在这段资料边上画了一个问号，接着往下看。
在贷款投向上，作为一家具有政策属性的商业银行，长银在成立之初，主要还是聚焦于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业，服从大藏省产业政策，如二战初期的造船、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以及后来的汽车制造等工业生产类行业。
在长银看来，具有政府支持、符合政府政策导向的企业及这些企业的关联公司，才能够在日本长期生存。
因此，长银在实际的信贷业务中，往往不是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作为评判依据，而是更多考虑企业的背景和社会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银有着十分稳定的借贷差。
1945年《临时利息调整法》的制定，规定了银行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票据贴现利率、账户透支利率等金融机构的利息上限。
长银向其他机构发放的债券利率，总是固定在比长期优惠贷款利率高90个基点之上，而长银的放贷利率，则固定在高于日本银行贴现率的一定水平之上。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长银也在不断壮大。
在1963年，长银的放贷对象包括丰田、东丽集团、川崎钢铁、东京电力、桥石轮胎和东芝等行业巨头，同期，长银也帮助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拓展。
60年代中后期，在为丰田向羙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后，长银意识到了海外机会的重要性，因此派遣职员学习外语并前往海外的银行进行培训。
日后长银管理层中的“国际派”，如大野木克信、平尾宏二，就是在这一时期接受了海外的培训后脱颖而出。
随着70年代经济的放缓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需要通过长银进行贷款的需求越来越少，使长银的长期发展遭到威胁。
因此，包括大野木克信在内的“国际派”开始倡议对长银进行改革，而大野木克信主张公司向投资银行方向转型的建议，也获得了长银高层的认可。
1983年底，由于金融监管原因，银行虽然仍不被允许在日本内部介入债券和股票业务，但可以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参加海外市场的债券承销。
长银由此计划成立一个“投资银行组”，进行债券交易、投资顾问以及系列产品等新业务的开发。
在长银1985年发布的战略规划中，改革的领导者马里奥·水上抨击了目前日本金融制度的落后，并指出长银的改革方向，其中主要包括：
日本金融和经济氛围扭曲，金融制度没有跟上；银行需要转变角色，提供更加先进的金融产品，规模庞大不再意味着利润上升；银行需要建立一个企业融资团队；职员的升迁建立在贡献的基础之上，简化管理层，在薪酬制度上体现个人贡献。
尽管水上的改革受到了长银内部“国内派”的反对，但“国际派”们仍为改革做出努力。
大野木被任命负责投资银行组，平尾被派往纽约，开拓长银的国际资本市场，后来他督导购买了羙国一家从事企业兼并的公司皮耶斯的一部分股份，又收购了一家主要的债券交易商格林威治资本管理公司。
然而1985年起，随着日本不动产和股票泡沫的不断累积，长银改革派的努力化为泡影，泡沫经济带来唾手可得的利润，使长银沉溺于泡沫经济的游戏中，特别是不动产成为长银的新宠。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的升值使得出口大幅下滑，日本经济出现衰退。
为了缓解经济下滑和通缩压力，日本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1986年-1987年间的连续降息后，央行贴现率从1986年初的5降至1987年2月的2.5，这是二战后的最低水平。
一系列的金融缓和措施，使得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上升。
在升值预期、低利率和宽裕的流动性之下，大量热钱涌入股市和房地产。
日本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由1985年前的7.9万亿円增至当下的超过20万亿円，扩大了接近三倍，资金运用于土地投资的比率也上升了2倍以上。
1985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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