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宦官和外戚可以掌握国家政权，但是舆论却终究还是有士人所掌握，而当这些士人赋闲在家的情况下，除了写各种文章诗赋去骂当朝那些他们看不过眼或者让他们流落的家伙之外，便是利用品评人物的方式来操纵舆论。
除非是由宦官或者外戚直接控制的郡县，可以按照这些当权者的想法来行事。可剩余的郡县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却不能不重视这些来自乡野的舆论。
毕竟负责推荐人才的官员基本上都是郡县当中的一把手，就算不是日理万机但也绝对没几个有时间会下基层走访，那么对于人才的考察完全就是看这个人在乡里的风评。如果大家都说这个人不错，那么就算推荐上去出了问题也不会是他一个人倒霉。大概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让那些舆论领袖们哪怕不做官，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统治阶层。
这样的行为自然会滋生很多**问题，所以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初出茅庐的士子出游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想办法增长学识阅历，而是带着贵重的礼物去拜访那些有名望的名士，然后期望能够从那些人的口中说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评价。
事实上在这种事情上，就算是再有品德操行的人也难免受到乡党之情的干扰，很容易造成小圈子的互相吹捧，进而发展成为朝堂上的小圈子集团，门阀政治的形成与此也有部分关联。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比察举好一点，那就是征辟，不过好不到哪里去，征辟的人都是从世家子弟和那些有着良好风评的子弟中选择，唯一比孝廉好的地方，就是被征辟的人要给征辟者干一段时间的活，就算舞文弄墨，要是草包一只过一段时间那也是要露馅的。固然有的人脸皮厚，草包也能继续往上送，草包自己还自我感觉挺良好，但这样极品的情况终究不是大多数。
顺嘴一说，陈群的“九品官人法”最初的目的便是希望利用设立品评官这样纯官方背景的官员，将原本分散在民间的人物品评权收归官方，是集权的有效手段。
只不过由于能够成为品评官的人无不是当地出名的世家家主级的人物，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有足够的眼界和能力来品评一个县，甚至一郡的各色人物。
自然而然，没用多久，这样的官员选拔方式与汉代流行的察举制基本上没有了太大的差别，唯一的不同只不过是让原本民间的声音彻底官方化，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家族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获得官方背景的话，那么势必就会在两三代内彻底衰落。
当年提出这个方法的陈群，其家族后裔在永嘉南渡后甚至无法在江南得到一个高门的位置，或许便是对这种方法最大的讽刺。
当然，李书实所遇到的问题和这些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当时以他与并州世家豪强之间的深刻矛盾关系，那些在地方上有着很高风评的家伙大部分他不敢用，因为无论怎么看都有一些世家豪强的背景，而让他自己埋头去找人才又没有多少能看得过眼的。
毕竟当时不像后世，或者说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经过李书实的多年努力，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大量出现令承载知识的成本大幅降低。普通人也可以有机会通过官学获得大量的知识，从而拥有改变自身未来的可能。
可以说绝大多数有能力学习到知识的人不是家里有些背景，就是家里曾经有些背景。
那些世代穷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若是没有契机令他们修改自己固有的观念，便会固守着自己的产业工作一辈子，并将之传给一代又一代。
李书实并不打算开发民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兴办教育和愚民政策其实并不冲突，事实上李书实出主意。苏不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种的洗脑教育么？
所以，若是能够通过那些从并州官学毕业的学生，将自己的这些“改良”后的理论散播出去，同时在曹操的地盘上开办类似于并州的学堂，那么李书实就算是睡觉都能够笑醒。
还有什么能够比从根基上摧毁对方来得更让人痛快呢。
说不得等到那些“自己人”过去后，并州军在背后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让他们做得更好，要是能够引发诸如学派争斗或者新老学术贵族战争什么的。那是再美妙不过的。
不要以为国外那些宗教里有各种派别的争斗，而且嚼劲还特大。互相之间甚至比和异教徒的战斗还要你死我活，甚至传出了“异教徒尚可活，异端必须死”之类的口号，而中国历朝历代似乎不论是对宗教还是别的什么都是兼容并蓄，一派团结大融合的美好景象。
其实中国的教派冲突一样异常激烈，是的。这话没有说错，而且这里的教派甚至可以特指为儒教——之前就曾经说过，因为秦始皇统一文字，烧毁了大量“外文”书籍，以致于流传下来的儒家典籍经常要么是残缺不全。要么就是传抄中出现错误却无法订正，再加上那个时候说话缺乏标点符号，很多断句要靠对句式的熟悉和上下文联系，久而久之就演绎出了很多解释，甚至就连父子兄弟之间也有可能因为一点点小的分歧而闹到分道扬镳。
没错，我说的就是夏侯胜和夏侯健父子俩，外加和他们一同在伏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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