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秘书：“古董和字画都已经打包好了，带不走的红木家具给您换成了金条，还有美金。总之能带走的都装船了。”
齐升平塞给他一些美金：“辛苦了。等我安顿好了，马上接你来台湾。”说罢他拎着箱子匆匆下了车。
船上堆满大小箱子，还有白布裹着的各种家什。四名船员看起来一身匪气，互使了个眼色。
其中一人问道：“船上这么多箱子，装的什么？”
齐升平有些警惕起来：“什么意思？”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看你一身富贵相，想借点钱花花。”
齐升平瞥见一旁地上扔着一团衣服。他拎起来一看，是军人制服，于是恍然大悟：“呵呵，原来是几个逃兵啊。”
对方显然有些慌张起来。
“再说废话，我把你们全都送到军事法庭，一个也别想逃。开船！”
四人显然被他的话逼到了穷凶极恶的境地，一人拿出手枪，踢了踢行李箱：“打开。”
“谁敢动我的东西！”
一声枪响，齐升平跪了下去。
又是几枪，他跌入了滚滚江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
顾耀东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刑二处。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了，就像从来没有人存在过一样。他最后看了这个房间一眼，锁上门离开。
局长办公室里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撤下了。顾耀东庄严敬礼，郑重将几个牛皮纸袋和钥匙递给了一名共产党军官。
“这是270名准备解放后潜伏上海的特务花名册。这是户籍科档案柜的钥匙，里面完整保存了全市450余万张人口卡片。”
“辛苦了，顾耀东同志。”
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
一九五三年。初夏时节的上海城，空气里依然弥漫着法国梧桐的味道。
福州路185号。从一九三一年建成时的中央巡捕房，到现如今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二十三年光景，这四幢灰色大楼里的人和事，已经同这楼里的木楼梯一样斑驳了。
一间办公室的书柜里，摆着不同的勋章和奖章，墙上挂着“祖国忠诚卫士”的锦旗和很多奖状，看得出办公室主人是一名在公安战线上战绩赫赫的人物。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年轻稚气的顾耀东与夏继成在莫干山的合影。
“向左——转！向右看齐！”楼下传来振奋的口令声。
身穿公安制服的年轻科长站在窗边，望着楼下院子里的新兵，一排年轻公安推推挤挤地站在一起。队伍虽然算不上整齐，但每个人都昂首挺胸，朝气蓬勃。
一名年轻公安大声喊道：“报告！我当公安，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人民！”
时间是个神奇的东西。它一去无还，从不留恋，却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流转，或许因为一个人，或许是一句话。或许，只是因为一个季节，一种气味。
窗边那个挺拔而帅气的身影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禁笑了起来。
一名公安敲门进来：“这些是今年申请来刑侦科的新人。局长说了，所有材料必须由您亲自审核。”
顾耀东翻着档案，当他翻到其中一份时，蓦然停了下来。
会议室里，两名公安正在和一名男人谈话。
“我十八岁进捕房，三十五岁进上海市警察局刑警处。穿了二十年警察制服，做过好事，也做过不那么光彩的事。我脾气不好，但不算坏人。只要刑侦科用得上我，我愿意无条件留下来。”说话的人，正是肖大头。
公安：“你已经干了二十年的警察工作，很多人如果像你这样都会觉得厌倦了。能说一说为什么还想继续做这份工作吗？”
肖大头笑了：“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让我对当警察重新有了信念。”
谈话没多久便结束了。肖大头从楼上下来时，去顾耀东办公室送档案的那名公安追了上来。
“肖德荣同志？”年轻公安热情地朝他伸出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被录用了？”
“是。部门是刑侦科。我们科长亲自录用的。”
“小同志？你们刑侦科的科长姓什么？”
年轻公安刚要张口，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肖大头背后传来：“姓顾，顾耀东。”
肖大头笑了，他知道从今天起，肖大头终于可以做回肖德荣了。
顾耀东沿着木楼梯一阶一阶走上去。他喜欢从楼梯间透下的狭窄昏暗的光束，喜欢踩在暗红斑驳木头上的吱呀响声，这很有仪式感。
越往上走，人便越少。转过一个弯，走廊的尽头是户籍科。屋里除了一名值班公安，就只有满屋的木质档案柜。屋里弥漫着旧时光般的安静。
见顾耀东进来，那名公安从抽屉里拿出户口登记簿递给他：“顾科长，这些是昨天新登记的户籍，刚整理出来。”
“谢谢。”
“四年了，您每天来翻户籍登记簿，到底在找什么人啊？”
“一个老朋友。”
登记簿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
“还是没有吗？”
些许失落，些许坦然。顾耀东将登记簿整理好，放还到桌上。
“也许，是他觉得还不到见面的时候吧。”
广玉兰树下的小饭馆有了新气象，客人多了，也有了服务员。顾耀东好容易才找到个空位坐下，一名年轻服务员热情地替他擦干净了桌子。
“同志，您要吃什么？”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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