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来谢圣上不杀之恩。”和尚淡定说出了来由。
“不杀之恩？”赵顼莫名其妙起来。
“《新法决议案》已经公布天下，天下冗僧如此，圣上未曾灭佛，岂非不杀之恩？”和尚解释道。
“呵呵呵。”赵顼笑了，心里却在想：“不是不灭佛，是佛不可灭，你们这些秃驴，知道这些就好了。”
“圣上，冗僧之重，耗百姓钱财以敬鬼神，已经背离佛家本义。且大多酒肉好色贪利之徒，并非佛门中人，不过是持有度牒而已。圣上有意变法，不可不澄清佛门，以普渡众生。”和尚终于说出了来意。
“敢问大师法号？在那座宝刹修行？有何高见？”赵顼听后，立马站起，鞠躬见礼道。
“贫僧法号报恩。在少林寺修行。高见谈不上。圣上变法，天下皆变，奈何佛门？不过是怕佛门败类鼓噪百姓而已。佛门星散，不得一统，败类横行，佛门戒律，已成空谈。贫僧特来请缨，愿为圣上前驱，肃清佛门，普渡众生。”报恩禅师不惊不动，缓缓陈述道。既不为赵顼的无礼而恼怒，也不为赵顼的恭敬而兴奋。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庆历新政失败后，留心空宗者始于汴京设立禅院。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左右，报恩禅师在少林寺弘扬曹洞宗风，终使少林寺“革律为禅”。
佛门非中华自产的宗教，虽然佛教发源于印度，但是真正得到弘扬的却是在中国。而佛教一入中国，也由传统的苦修献佛，逐渐演变为参禅悟道，已经和道家儒家一般，成为了一种哲学派别，不再是纯粹的宗教了。越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越是贫困的地区，就越是需要完全奉献式的宗教，以维持上层建筑的运转。中国的宗教讲究的是感悟自然，参禅悟道，寻找自然的发展规律。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先进富饶的有力证明。
听完报恩禅师的陈述后，赵顼着实要高看佛门一眼了，佛门远比道门要与时俱进的多。难怪各朝各代，佛门如此受到推崇！
“先生以为如何？”赵顼转头询问王安石道。
“方外之人，自有方外之法。佛门败类横行，与朝廷恩赏过重，滥发度牒也有莫大关系。不若把礼部的度牒发放权转入佛门。由佛门自行决定佛家弟子。不只是佛门，道门也亦当如此。”王安石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
“道门可有如此明辨之大师？”赵顼继续询问王安石。
“儒释道，为中华三大教派，朝廷以儒治世，今日圣上变法，无非是秉承儒家仁之要义，安邦定国，教化万民。唐朝太宗皇帝有言：道不只是一种，凡是圣人智慧都应得到弘扬。唐太宗军事才能卓越，助父一统华夏，灭**厥、薛延陀、高昌、吐谷浑。扩充教育机构，笼络国家人才，精简政府机构，裁汰冗官冗员，革新三省六部，朝廷政治清明。司马君实亦有言：唐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圣上欲变法图强，唐太宗即为圣上之榜样也。”王安石没有替赵顼拿主意，而是介绍了唐太宗的方法。
说到儒家，赵顼原本对儒家很反感。但是到了北宋后，凭借着两个人的潜质，记忆力了得的赵顼倒是读了不少的儒家经典。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儒家实在是博大精深。这时赵顼才知道，后世的网络青年压根不知道什么是儒家，甚至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就在网上胡扯。
儒家精神以仁为核心，强调正道务实。所谓正道，即走正路，光明正大。这才是文明，是秩序。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lún_lǐ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变化是它的核心所在，以变应变是他的主要内容。根本不存在什么顽固守旧的思想。
务实，也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应当说，儒学比西方经验主义更具经验意义。这是因为，儒学产生的基础是彻底经验性的。儒学的智慧不在于提供一套堂皇的普世原则，而在于从特定时代条件出发，归纳概括应对天时人事的实践经验。《论语》对孔子的记述，本身就是一个范例。为此，时移世易、人事代谢，儒学却能穿越历史烟云，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赵顼这才明白，为什么墨家会逐渐没落，而儒家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赵顼一度为儒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所震撼。赵顼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妨碍成为一个儒家弟子。
儒家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做事做人提供指导，提供方法。为什么汉武帝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气魄，为什么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豪言，为什么让司马光分门别类编撰各个科目的书籍，没有遭到反对，为什么儒家会从最初的礼学发展到理学，乃至心学？原因就在于儒家的博大精深，兼容并蓄，务实进取。
“先生之言，振聋发聩。回京后，朕立刻让内阁商讨中华三大教派的革新问题。报恩大师高见，这是大内令牌，到时，大师可持令牌至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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