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留在国内的成员不等总部的指示已经行动起来了。其中一个湖南人刘道一是华兴会巨头刘揆一的胞弟，听说湘赣举事，立即从上海返回了长沙，联络长沙的同志，了解起义的详细情况。长沙已经成了一座兵营，大批的巡防军及南来的湖北新军正在集结，局势极为紧张。盘查的极为严格。刘道一见长沙的清军过强。在长沙发动起义已经不现实，便找了一个在东京就结识的叫禹之谟的同盟会员，住在其家里，了解起义的过程。但是禹之谟对起义也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禹之谟算是个有钱人。曾在长沙办过毛巾厂，从禹之谟那里要了些盘缠，起身去百公里之外的浏阳了。临别交给禹之谟一套暗语，要他按照暗语给上海发报，以便尽快将消息传回“革命大本营”东京。
刘道一走后，同样坚定反清的禹之谟跑到邮局拍发电报，被守候在邮局的探子抓获，酷刑之下坚不吐实，起义尚未平息，禹之谟便被湖南巡抚岑春蓂下令给杀掉了。
这是真正的烈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再说刘道一，跑到浏阳，才晓得起义军曾攻打过这里，死了不少人却没有打开城池，已经退往江西了。浏阳一带局势极为紧张，从湖北过来的一个新军标刚刚接管了城市，到处搜查可疑人员，城门楼子上便吊着十几个木笼，里面装着的都是“奸细”“反贼”的脑袋。刘道一戴着的是假辫子，一旦被盘查出来，必死无疑。所以，刘道一没敢入城，抄小路忍饥挨饿往萍乡方向赶去。
之所以赶去萍乡，是他花了一两银子借宿的那家农户说义军跑到萍乡了。在无法打探道更详细情报的情况下，刘道一姑且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过了双江，就算进入江西了。刘道一用最快的速度往萍乡方向赶，沿途关于起义的消息就更多了。大部分消息都说萍乡仍在官军手里，这让他极为失望。三天后抵达萍乡，果然打探到义军曾在萍乡附近与清军打了几仗，互有胜负。但并未攻克萍乡，而是退往袁州方向了。刘道一继续向东追赶，终于在距萍乡约50里的芦溪镇找到了义军。
刘道一摘下了帽子，扯掉了假辫子，对一个头脑模样的人说自己是奉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命令，从日本回来联络义军的。这个身份唬住了小头目，刘道一立即被送到了驻扎袁州的义军“司令部”，见到了起义的领导人龚春台、魏宗铨等人。
龚春台领导的起义军目前大约有万余人，散布于袁州府各地，成分也比较复杂，会党分子是主力，也是目前最可依赖的力量。刘道一来的时候，“造反派”们正为行动方向争吵不休。最令刘道一担忧的是，占领了袁州府的义军军纪极坏，大街上到处是喝的醉醺醺四处游逛的兵丁，洋枪极少，大部分兵丁都是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还有不少人干脆就是赤手空拳。
刘道一顺利地见到了龚春台和魏宗铨。龚、魏二人听说孙中山从日本派了人回来联络自己，登时喜出望外，急忙迎出门来，将刘道一视若上宾。他们现在正发愁接下来怎么办呢。
刘道一打出“钦差”的旗号，先声夺人。一旦举事成功，各位就是民国的开国功臣了。任何时候，荣华富贵的许愿都是极为奏效的。其实，刘道一自己完全是凭着理想办事，他从日本归国不久，知道孙总理去了欧美，并不在日本，黄兴也不知道家乡闹出了这一出。但现在打着孙黄使者的旗号，立即赢得了义军首脑们的尊重。
刘道一先是了解了举事以来的情况，对于他们断然撤出湖南转战江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袁州一带清廷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袁州贫瘠，不利久持，不是理想的地方。刘道一将自己在路上想好一套方略给龚春台、魏宗铨等讲了一遍，核心思想就是一定要在清廷尚未彻底反应过来之前行动起来，万万不可困守袁州。刘道一分析了形势，认为大家已经将反清的大旗打了出来，退路就没有了。想着被招安更是死路一条，我知道各位大哥都是响当当的好汉子，绝没有投降清廷，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爬的念头，但没准下面的人存着各色各样的心思。所以务必跟大家说清楚，若是一般地杀个贪官污吏，就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喊的只杀贪官，不反皇帝，或许朝廷在拿到我们的脑袋后会给其他人一个出路，但我们打出建立民国推翻满清的旗号后就没有退路了，必须坚决干到底！大家都晓得，民心厌清，鞑子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只要我们再打下一两个大城市，比如吉安、临江一类的城市，势力会更壮大，有可能导致其他地方的起义，从而让清廷顾此失彼，若如此，大事成矣。
必须承认，刘道一还是很有鼓动力的，他连着两天给龚春台等几个首脑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出路后，基本上建立了他在起义军中的权威，刘道一的第一步目标已经达成了。
刘道一建议龚春台立即下令部队集结整顿，然后南下吉安。
为什么南下吉安而不是北上临江进而窥视南昌，刘道一是考虑到南昌是省城，清军的兵力，特别是各地已经组建的巡防营相对强大，而起义军缺少训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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