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yù_wàng。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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