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yù_wàng。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
喜欢王阳明心学智慧请大家收藏：(m.iuu123.com),爱优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