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两党之争，多党执政，其实就是明着把派系分开，让这些派系之争从暗斗变成明争，而评价的准绳就是民意。
可在目前的中国，你不可能指望老百姓去衡量这些政体跟派系，他们只会盲从，所以一切都要看领导人去如何平衡下面的派系，让皇帝来限制不同派系，久而久之，这就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拿下张威，必然会起来另外一个张威，单纯靠这种方法，根本是无解，反倒不如给这些人一些信任与宽容，让他们自己去感恩戴德，自己去套上死忠模板，效果会更好。
要不说为啥古代要讲究什么士为知己者死，讲究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理念，这从根本上是为了让皇帝可以更好的平衡手下的派系，让派系斗争变成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内耗。
看一看古代历史就行了，一个好的皇帝，必然是能更好的约束手下，让手下在彼此竞争的同时，也更好的发挥才能，这跟他个人的私德没啥关系；而一个昏君，个人品德哪怕再好，只要无法平衡好手下，无法获得手下的忠心爱戴，那早晚还是身死国灭。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李永吉是怎么知道这一切，又是怎么认识到的呢？
答案就是先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还有李永吉提前安排的各种特务机构的汇报！
李永吉十分注重情报建设跟纪律建设，很早就成立了情报处跟宪兵队。一开始，情报处只是对外收集军事情报，宪兵队则是主抓部队内部的纪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自部门的越来越庞大，各自的职能范围也越来越大，甚至很多地方都有了重叠。
先说情报处，情报处虽然到目前为止也是以对外收集情报为主，但其实对精武军控制区的内部，比如江南地区，他们也有大量密探，而内部的密探主要任务是监控当地官员，收集当地民间的风评等等，是一种对内监视。
也就是说，目前的情报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军事情报机关了，而是发展成了一种监视范围更广的特务机构，这些事情并不是李永吉刻意要求他们做的，而是随着精武军地盘的扩张，这个机构自行发展的结果。
再说宪兵队，实际上后来因为成立了编制更大的军法处，宪兵队改成了军法处，而军法处的公职人员则继续叫宪兵。
一开始，军法处的宪兵的确只是纠察精武军部队的纪律，但时间一长，因为军法处还带有审判的权力，所以这个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已经不仅仅是纠察纪律，甚至还监控起部队官兵的思想。
特别是那些军官，尤其是军法处重点监视的对象，生怕他们对李永吉有什么不轨，有什么不忠心的地方。
随着精武军规模的扩大，随着军政府的法律系统也划入军法处，随着二级守备部队，sān_jí民兵部队的出现。这个军法处的权力也就顺势扩张，不仅仅是监视精武军甲种部队，连其他部队也一并监视，等于从一个单纯的纪律监督机构，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行监视、自行审判、自行抓人的特务机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李永吉的大力支持！
一开始的时候，李永吉还没意识到特务机构的好处，甚至还有点厌烦，但当他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之后，他对很多方面的掌控就越来越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而恰好这个时候呢，情报处跟军法处这两个部门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让他能够更加有效的掌握军队跟地方政权。
简单的说，李永吉忽然发现，如果除去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特务政治实际上是执行效率很高的一种制度，可以更高效的利用好自己的资源，并且更好的维护并保护好自己的家族！
情报处的处长是孙旺，是最早跟随李永吉的人。原本他不过是个不得志的年轻牙人，但自从投奔李永吉，就飞黄腾达，成了李永吉的私人情报头子。精武军此后的多次胜利，跟孙旺的精明能干是分不开的。
相比情报处处长的从一而终，一直都由孙旺在掌握，那么军法处的处长就不一样了。
最早的军法处处长是周达。军法处的急速扩张政策，始作俑者也是周达，不过后来随着军法处的权力越来越大。管的事情越来越多，特别是当跟情报处的很多任务重叠之后，身为李永吉便宜老爸的李正祥，忽然开始强烈的反对继续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位子继续让周达去负责。
按照李永吉的便宜老爸李正祥所说，如果说只有搜集情报，或者说只有调查权的情报处算作是锦衣卫的话，那么同时拥有调查权、审判权以及抓捕权与一身的军法处，实际上就是权力更大的东厂！
如果说锦衣卫一样的情报处还可以让外人插手，那么像东厂一样的军法处，就必须是掌握在自己家族的内部人手中。至于原因么，自然是这个部门太敏感，轻易给外人掌握的话，那是害人害己！
李正祥不但跟李永吉这么说，他还亲自找到周达，跟周达也俏俏说了一番，结果就是周达很快找到李永吉，说什么都要辞掉军法处处长的位子。
就因为这样，李永吉才不得不让周达辞职，不过为了让他辞职的影响减到最低，不让人说闲话，李永吉又让周达重新带兵，替自己暂时指挥自己的嫡系第一师，而这次李永吉带兵北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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