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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回家，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降降温。两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两层夹板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喷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颊皮肤紫红得像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无声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像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唇就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砍得更来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做缝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粗针粗线，拆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像孩子。他尽量不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两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
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不必请就可以夹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流。马上，就满街是边看热闹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愿待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两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供养不起你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洞，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时只能“服从党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在这个号称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双手养活自己，不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多大变化，邻居有办法的都离开这破院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夹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夹。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夹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有文化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2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对抗情绪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计划，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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