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生命的乐趣正是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所以，我们活着，便是不断地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变得确定。任何结果，经由一定过程得来，才变得有意义，否则，便会让人觉得淡然无味。所以，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并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与心理健康者不同的是，神经症患者在发展中一旦受到阻碍，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感中。他们对生活中问题的认识处于很肤浅的水平，所以，他们常会觉得生命异常沉重。对于正常人来说，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并不断地从中找到新的答案，最终，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追求优越的目标
每个人的优越感都各有特点，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并非用言辞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其生活风格中。所以，心理学家一定要仔细推敲，学会辨别出隐藏在其中的含义。
其实，人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明了生命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明了，并不是依靠精确的数学计算得出的，而是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觉获悉的。或许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依稀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还希望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为此，他积极训练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并尽可能通过职业渠道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还经常发现，医生一般在儿童期就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这种死亡让他们感觉到极不安全。或许在他们的身边，曾有亲人的去世，于是，他们今后的一个目标便是与死神抗争。基于类似经历的人，可能还会选择做一个教师。当然，教师可以分很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显然在帮助别人的方面，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些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才会平等对待学生，并真心希望为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我们在此要提出的是，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品质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显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通常情况下，人们基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会为自己树立相应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总是动态变化的。无论怎么变化，其隐藏的连贯性是持续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格的统一性。这就好比，我们拿出一个规则的三角形，把它转到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形状，但不管这个三角形放到什么角度上来看，它始终还是同一个。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实际上，我们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坦率地说，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那么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就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我将一无所有。”
我们在看待别人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时，在评价上一定要慎重，绝不能仅从个人角度出发来予以简单的评价。正如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孩子这样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期望：“我想成为上帝。”实际上，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
此外，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我们不妨将时光倒退回遥远的古代，其实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我们所听到的“超人”这一观念，实则是“神圣”较为温和的一种表述形式。我们暂且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自己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尼采在这里就表达了要塑造自己为耶稣的主观愿望。
实际上，一个人发疯后，就会毫无顾忌地为自己树立起成为神这一优越感的目标，他们可能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希望能够持续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甚至希望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其实，在宗教教义中，只有神才会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尽管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不容回避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个意义，即成为神，变得神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所以，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所有的行动都会力争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例如，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说：“如果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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