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其实很浅显，那就是“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额外的实惠真要落入了自己的腰包，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了不好意思，有点不敢拿，但在腰包里放久了，再拿出来交出去就难受极了，就如割肉一般。
前世的时候，对于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之所以喊了几十年而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官员就开始有了灰色收入，有了特殊的优惠，有了很多特权。极大多数官员从这个时候起就实现了工资完全不用、奖金发的莫名其妙、房子白住、水电低廉，过年过节单位发的物资无法吃完、无法用完……即使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员，如果让他公布自己的财产，他对自家的很多财产也无法自圆其说，根本说不清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财产。即使官员百分之百地坦诚公布其财产，老百姓依然会质疑他：就凭他档案上的工资，他一家就是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有这么多财产啊。
老百姓不知道的是他们真的可以不吃不喝。当然，这个不吃不喝是指不吃自己的工资，不喝自己的薪水，仅仅凭单位的福利就足够了，工资和奖金都能一分不少地存在银行。
与其这么费力不讨好，与其公开后引起更多的质疑，还不如不公开。
前世一个叫李永忠的人，他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是制度反腐专家，在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任兼职教授，长期致力于制度监督和反腐等领域的研究。针对官员公示财产的问题，他说道：“……，广大官员家庭财产目前还不能大范围公示，既是因为一些技术条件还不具备，更是因为相当一批官员，由于体制制度等各种原因，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时候让他去公示，无疑只会让他们成为政（改）的阻力者和对立面。”
其意思就是说，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很多遵纪守法的官员也不可避免地拥有不少灰色收入，这部分资产如果不公示、不追究，啥问题没有，最多只是一些老百姓怀疑。但一旦把这些公开出来，绝对会让无数原来不知情的老百姓愤怒，老百姓的舆论会把他们推倒风尖浪口，很可能会让他们身败名裂。
这些官员自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认为自己得到的财富是正当的。如果因为公示而需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他们当然不干，他们肯定会成为政（改）的阻力者，会让他们站在政（改）的对立面。
遵纪守法的好领导干部是如此，他们都反对财产公开，那些大肆捞钱的贪官污吏更是极力反对，财产公示自然难上加难。在很多国家公示不是问题，但在我国却无法开展。
以至于这个叫李永忠的反腐专家开出了一个很无奈的“药方”：“……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其用意其实就是采取分化的手段，拉一部分官员打压一部分官员：即使是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捞的黑钱交出来就没事了。至于遵纪守法的领导，可以不追求过去的灰色收入。而对于那些又捞黑钱又不退赃的，则坚决打击。
其实质就是用赦免贪官污吏的办法来换取阳光法案的实施。
凭心而论，这个专家的药方是打破目前政（改）僵局的最好办法。虽然这事听起来有点恶心，但在极大多数官员反对阳光法案的事实面前也只能退而求次了，难道咱们老百姓还能推翻大多数官员不成
按照这个专家的办法，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人都往前看，不要过于计较以前的事，特别是不能计较以前制度缺陷的事，不要让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获得“正常灰色收入”（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的领导干部——为过去的政策和制度买单，只要他们将过去的黑色收入吐出来就行了。
如果死死地坚持将一切灰色收入视为非法收入，坚持把一切贪官污吏都干掉，那财产公示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实施，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不可能。
因为官员全方位地阻拦一项政策的开展可不是老百姓能扭转的，甚至这项政策都不可能出笼。
郭拙诚现在的用意就是为了避免前世的这种尴尬，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就取消特权、加强监督，同时又相应地提高领导干部的正常待遇。让他们明明白白地拿钱，明明白白地消费，明明白白地享受，明明白白地存钱。
无论是搞高消费，还是搞高享受，或者是存大笔资金进银行，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理直气壮的，甚至让国民都羡慕也行。
千万不能一方面以苦哈哈的面目见老百姓，一方面又悄悄地大把拿钱、偷偷地享受。其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员好不好谁都知道，这从前世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几百人争抢一个公务员职位就知道当官员是多么的好。
郭拙诚认为如果从现在开始就着手进行官员廉政建设，其代价远远比前世要小得多，现在的官员基本都是穷光蛋，能有一块新的上海牌手表、能有一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就不错。现在城镇官员都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也没有自己的其他产业，都是靠拿正儿八经的工资吃饭，现在极大多数领导干部和普通职工一样都没有奖金，即使有个别单位有，其数额也少得可怜，最多就是五元、十元的奖金。
高级官员的特权也基本局限在出门有车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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