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邮局这些暂时拖后一点问题还不大，毕竟需要与市政府方面沟通，前期工业园人口太少，过早设点未必合算，加入到琼楼置业的三期开发计划里也不算太晚。
但是这些围墙要全部拆掉，改建成临街的两层平房，未来可以作为商业街的商铺进行出租，现在暂时先用来做工人活动中心、党员中心、图书室以及夜校。
我希望出口工业园作为一个对外接触的窗口，能够给深海特区带来的是一群有开阔视野、坚忍品质、进取精神的新深海人。”周阳走出已经基本建成的工人宿舍区，指了指门口两边的围墙说道。
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特别是国内的事业，周阳一直在与时俱进的调整自己的思路。他最初的想打比较高大上，要搞钢铁等重工业，但他慢慢深入了解了八十年代的现状后，发现有些困难比他想象的更大。
比如后世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有一个错误的印象，称之为最后的浪漫主义年代。似乎这个时代空气更加自由，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谁重生回来靠着倒卖蛤蟆镜和电子表都能立马发财。
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深海特区算是一个例外，这里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不在国内传统规则的辐射范围之内。
但你从全国其他地区报纸对深海特区的攻击——指责这里是卖国的“新租借”，就可以看出深海特区在八十年代初，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周阳并没有建议汤姆·库尼去找国内的企业合作，因为吉布森公司要是选择与国营工厂合作，估计光是合资谈判就要拖上小半年。
而吉布森公司根本没那么多时间来空耗，探险家投资公司为了完成收购，承担了高额的融资成本。
周阳等人必须把它做成一个短平快的项目，一年之内要完成新厂的建设，两年之内估计就会把吉布森公司重新包装上市，三年之后差不多就到了甩卖股权、套现离场的时候了。
别说是找国内的企业合作了，就算是周阳之前提出的，在香港找一家合作伙伴的方案，他自己其实也没抱太大的期望。
因为吉布森公司的新厂计划实在是太赶时间了，以至于汤姆·库尼还在香港挑选合作伙伴，琼楼置业这边都已经拿到了新工厂的最终设计图纸。
未来的合作伙伴连参与新厂建设决策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敢轻易陪吉布森公司下重注？
吉布森公司计划投资1500万美元左右，来建设一个可以生产各类贺卡的大型工厂。而以港元兑美元的最新汇率来计算，这笔美元投资换算成港币已经超过了8000万。
如果双方各投资一半，香港这边的合作伙伴至少要出资4000万港币。这个金额即使对香港最大那几家印刷企业的老板们来说，也几乎要梭哈自己的大部分身家，才能陪吉布森公司一起玩。
赌身家的决定显然不是轻易就能下的，而另一边的吉布森公司却拖延不起，所以汤姆·库尼想要快速找到合作伙伴的可能性并不高。
周阳之所以没有提醒汤姆·库尼，他其实是在做无用功，主要是希望让汤姆·库尼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一下香港的印刷行业。
香港的印刷业虽然无法与塑料、纺织、服装等行业相比，但也依旧有不小的产值。
而汤姆·库尼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在没有亲自来现场深入考察之前，并不相信有色人种能和白人做得一样出色。
只有汤姆·库尼亲自到香港了解过，才会真正倾向于在香港本地挖人，来组建新工厂的运营管理团队。
如果从美国派人来中国接管工厂，不但需要支付外派人员的巨额出差补贴，还有极大概率出现美国人对中国国情“水土不服”的情况。
而香港的管理团队虽然和内地同样有巨大差异，但相互间沟通起来比美国人容易多了。
1981年的中国，其实还没有出台《外资企业法》，但好在南头出口工业园的前身——佘口工业园，在成立之初就是面向海外招商，允许外资企业来独资设厂。
这也是周阳敢建议吉布森公司来深海特区投资的原因。在他向深海特区政府传递了，美国吉布森公司有意来特区投资的消息后，政府方面第一时间就给了他十分积极的反馈。
出口工业园里的土地任由美方公司挑选，并且特区可以协调各方面资源，力争把建厂周期压缩在6个月之内，确保吉布森公司在深海市的新工厂能在明年十月前投产。
美国国内的地方政府，肯定不敢做出这么有效率的保证，这让汤姆·库尼等吉布森公司的原管理层颇受震动，对来深海特区建厂的心里接受度也大幅提升。
吉布森公司新工厂需要的大型设备，主要以印刷和剪裁方面为主，对厂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要不是琼楼置业第一期推出的那批厂房大楼，主要是面向香港的中小企业，层高不符合一些大型设备的要求，不然周阳现在就能直接划出几栋大楼，拿给吉布森公司当新厂房。
“周董事，这是我们为吉布森公司挑选的厂址，交通比较便利，面积也完全符合对方的要求。
根据吉布森公司提供的数据指标，我们已将厂房的建筑预算都编制好了，并提前与各个供应商进行了联系。就等吉布森公司那边一声令下，这边随时就能开工建设。”
李明德又陪同周阳去看了吉布森公司未来的厂址，这座新工厂的厂房将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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