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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他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
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亲的丧事，他们倒是很给面子，凑个份子，人前人后递个水，移个凳子。
看见幺舅坐在一张桌子前，我朝他走过去。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丧事办得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能干，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深绿色底，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的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花牌上挂挽联挽幛，楼房墙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好些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
我附和幺舅说：“妈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
这时三嫂走过来，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我想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即使有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便止住了嘴。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或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甚至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调，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沱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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