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
1991年冬春之交虹影离开中国去英国，到位于西单十字路口西北的白庙胡同我们家与我们告别。那个中午，丈夫不在家，我接待虹影，听她谈即将的旅行，未来，包括在英国的男朋友。她显得疲惫，但还是惊人的漂亮——虹影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但那天，她有种疲惫得让人动心的柔弱，办护照签证等的手续如此之烦琐，她在出生的城市和北京来回跑，现在一切办妥，就要走了。
那天大风，北京冬春的大风总是刮得呼呼呼地响，大风敲着窗子的玻璃，风高天蓝，我们那时住在一个大四合院的中院里的两间东房，院中大槐树参天，树枝的影子在窗子上剧烈地摇动，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十分严酷。我一生都讨厌风，刮风，因为风让我觉得世界险恶，那天就是这样的大风，虽然天蓝空高。
虹影坐在沙发上，那是我们认识后第一次单独有机会聊天，虹影来过多次，但都是来跟我那时的丈夫谈诗歌，他们是诗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基本不参与。可那天丈夫不在家，我们有机会单独聊一聊。不知为什么，虹影的柔弱感动了我，这个比我年轻的女孩那刻显得那么柔弱，让我有一种把她拥抱在怀里的冲动。她对未来的描绘，听起来并不像一个要走向幸福的女孩子，而是破釜沉舟的女勇士。我不知道她的身世，不知道她的打算，不知道她的反叛，甚至也不知道她的才华，她毕竟才二十八岁，我比她大四五岁，她的一切还没开始，而我那时已经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母亲了，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不懂得反叛，我一辈子也没有反叛过，因为没想象过反叛。面对这即将跨海过千山万水去异国的女孩子，我的感觉是她豁出去了，她自己也说：“反正是豁出去了。”这句话让我惊异，这不是要与男友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子说的话。
我们谈了有一个多钟头，我送她走，从家一直送到电报大楼，两个其实是陌生的女性，通过一个多钟头的谈话，在那一刻我们都觉得依依不舍，没有外部理由的依依不舍，而是此情此景和一种突然的理解，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大风让我们觉得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我拥抱了她，她个子娇小，我把她搂在怀里，在电报大楼前的大树下，她穿着短大衣，裙子，显得很冷，她也拥抱我，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有一片金色，闪闪发光，白皙的皮肤，没有化妆的面容，大眼睛眯成了缝，因为大风里的阳光非常强烈。我们紧紧地拥抱，是对彼此的祝福。
虹影穿过马路，坐车走了，我反身往家的方向走，内心里全是伤感，莫名其妙的伤感。那个时代，那个时刻，那是二十五年前，出国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好像是走向天堂，虹影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没有理由觉得她是义无反顾，可是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回到家，丈夫已经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这件事，他似乎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再见到虹影是1992年底，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她和男友已结婚，我的丈夫已经在他们的帮助下去了英国，她跟她丈夫回到北京度假。我们突然有了交接，当然不是很多，见了两三次面，谈论了很多，谈她对一些人的认识，我们同仇敌忾般地谈论某个我们都熟悉的人，因为有共识。虹影表达了很多不解，对这个人，我却完全理解，因为我太知道这个人。我们一起在我家做饭，吃饭，我们包北京饺子，做四川饭，在我的冬天的厨房里，烧大炉子的煤，屋里暖堂堂。我们一起在他们借住的朋友宿舍里庆祝1993年新年的到来，就着简易桌子喝酒。虹影快言快语，单纯，爽快，有股江湖义气的侠女之气，没有上次见的柔弱了，我发现了虹影性格的另一面。
她送我她的第一本诗集，我不记得诗集的名字了，但记得诗集里面的照片。我的好朋友诗人莫非到我家来，谈论这本诗集，他也收到了赠送的诗集，他对那些照片震惊不已，非常不解，我也不解，我不明白虹影为什么把这些照片放在这本薄薄的诗集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当时没问，后来也没问，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在《好儿女花》里我找到了对这些照片的解释，原来如此。
那时虹影还没有出版她的任何小说。不久虹影就开始出版她的小说，而我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沉在学习里，我跟过去的世界失去联系。虹影的书《饥饿的女儿》1997年出英文版。1999年秋我在比较文学系讲授“中美女性自传比较”一课，给我的课选书，中国女性自传部分我选了五本，包括虹影的新书。记得那年英国某汉学家与我讨论1997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中国女性自传，一本是杨瑞的书erhe river，她说，她更喜欢杨瑞的书，因为没有那么多对肮脏的底层描述。我说，我更喜欢虹影的书，因为写出了红色中国无产阶级的真生活，而且是从一个被欺辱的女孩子的角度写的。杨瑞的父母是红色中国的外交官，他们的苦难怎么能跟虹影的苦难比？《大河的女儿》（《饥饿的女儿》英文版书名）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很震惊，其实我也震惊，我才知道虹影的身世，我才知道这个有才华的女孩子怎样从淤泥里爬起来，站起来，站得更高：勇敢地面对这淤泥的世界，并写出来给世界，做这淤泥的见证人，没有自艾自怜，只有勇敢，甚至是粗粝的勇敢。
我主动给虹影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教她的书。虹影回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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