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已经驶离虎门港口，可孙先生仍然处于高度懵逼中。
他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他跟无数这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都在刻苦读书，然后去参加科举。不过，跟那些读死书的书呆子不太一样的是，他在读书的同时也在关注着国计民生，看到这个国家一天不如一天，他心里忧虑，认定这个国家已经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必须改革了。在整个青年时期，凭着一腔热血，他不知道找了多少门路，以求得有机会去面见处于权力中枢的高官，呈上自己的改革之策……是的，年轻的时候的孙先生就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认定这个国家必须改革了，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每一次他的建议都是石沉大海，那些高官甚至都没有耐心听他把话说完就把他给打发走了。碰壁了太多次之后，他终于发现，尽管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可还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希望改革，因为改革就意味着有很多潜规则要被打破了，他们的利益将大大受损。他们宁可看着这个国家一步步滑向深渊，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拯救它。
孙先生终于绝望了，他发现，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已经腐朽到极点的政权推翻，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让一切重新来过！抱着这样的信念，他远赴海外，把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前往南洋每周讨生活的华人团结起来，发动他们，让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贡献自己的力量。
跟100年之后那些中国人挖空心思跑到国外享受高福利不一样，这个年代的中国人，除非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否则都不会选择远渡重洋跑到海外去讨生活的。海外环境险恶就先不说了，光是顶着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在异国他乡讨生活时所受的那些歧视和排挤，便足以把大多数人给打垮！在这种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的中国人自然是恨透了清政府，慢慢的，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所能获取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然而，想要在国内发动起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时，这个腐朽的政权确实只比死人多半口气了，却仍然牢牢的掌握着这个国家，每一次他刚发动起义就立刻遭到镇压，然后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他从海外华人那里筹集到的经费打水漂了————那些可都是华人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失败的次数多了，质疑他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把他当成了一个没什么本事，只会满嘴跑火车的牛皮大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孙大炮”。
除了在国内发动起义困难重重，连曹失败之外，在海外，同盟会也同样是内耗不断。章太炎、宋教仁、黄兴……这些昔日的同盟会大将一个接一个跟他反目离心，拉起大旗跟他对着干，整个同盟会都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到了这一步田地，连他自己都有点绝望了：
他真的能推翻那个名义上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土，统治着四万万人口的庞大政权吗？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个政权竟然已经脆弱到了这个地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风起云涌，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政权就到了分崩离析的田地！武汉被拿下来了，广州被拿下来了，南京被拿下来了，上海也被拿下来了……这次起义声势之浩大，进展之顺利，战果之辉煌，无不让他瞠目结舌。他欣喜若狂的发现，他苦苦追求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政权的脆弱超乎他的想象，在这一系列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之下已经摇摇欲坠，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把它推倒！他毫不犹豫，又一次登上了回国的船。
回国的船票仍然是海外华人出钱买的，400多美元，对于那些穷困潦倒的华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此外，海外华人还在短短一个月之内筹集了20万美元交给他作为革命的经费。拿着这笔钱，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这一次再失败，先别提海外华人怎么看，连他自己都没脸再见这些把毕生积蓄都拿出来给他的华人了。
在海上颠簸了几十天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虎门，离他的老家中山已经很近了。他心情激动，打算在广州逗留两天之后就回老家去看看，他要告诉父老乡亲们，他并不是吹牛皮大王，他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然而，还没等他登上虎门码头，就被宋教仁和黄兴架着，火烧屁股的开船跑路了。他一度怀疑这两位是不是要造反了，可是看到后面有十几艘满载着士兵的船跟着，又不像是要造反的样子，当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不容易，他终于找到机会了，绷着脸问宋教仁：“你们这是干什么？岸上那么多老百姓等着我，你们怎么都不让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就把我架着跑了？”
宋教仁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喘着气说：“现在可不是上岸去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得先去北京一趟！”
黄兴说：“等从北京回来之后你再跟他们打招呼也不晚。”
孙先生越发的纳闷了：“北边不是还在打仗吗？我们去那里干嘛？”
这两位异口同声：“北伐！！！”
孙先生脸都黑了：“胡闹！”
他可是知道革命军对上北洋军被打的有多惨的。当时，在武汉地区，革命军的总兵力足有数万人之多，却被两个镇的北洋军压着一顿暴打，武汉三镇全部丢失不说，就连退到九江都还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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