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里，最关照我的人非柔斯·瓦特尔芙德莫属。她是一个奇特的女子，兼具男性的聪明才智和女性的古怪性格。她的作品也很精彩，动人心弦。有一天我去拜访她时，认识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家里正在举行茶话会，宾客云集，到处都是交谈私语声。我一个人坐在一旁，不禁有些窘迫，也不大好意思随便插入别人的谈话中。女主人瓦特尔芙德小姐很体贴，她走到我这边来，显然是想要缓解我的尴尬。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就坐在那边，你可以过去和她谈谈吗？”她说，“她很崇拜你出的书。”
“她的职业是？”我问。
我想，万一思特里克兰德女士是哪个名作家，而我不知道，那我贸然前去和她搭话显然是一件失礼的事情。
瓦特尔芙德马上垂眸正色道：
“她专门请人吃午餐。你只要放下拘束，多夸自己几句，她肯定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女人。她把生活当作小说来演绎，把世人当作素材来参考。她有时会邀请赏识她的读者到家中小聚。这些读者非常崇拜作家，她心里对这种崇拜非常鄙夷，不过她却表现得很有风度的样子，就像自己是一个真正有名的女文学家一样。
她带着我走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面前。我们交谈了不到一刻钟，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发现这位太太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她的声音倒是很动听。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她住在威斯敏斯特区，家门口是一个待建的大教堂，刚好我也住在那附近，这减少了我们之间的陌生感。陆海军商店宛如一个纽带，把那附近（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的居民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位太太向我要了地址，没过几天她就发来一封请柬邀请我共进午餐。
我本来就没多少约会，因此没有理由推托这个热情的邀请。那天，我迟到了一会儿，因为我按照习惯绕着教堂走了几圈。到达她家时，我才发现其他人都到齐了。除了瓦特尔芙德，还有其他几个熟人，包括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这显然是一个作家的聚会。正值早春，天朗气清，大家兴致勃勃，谈话的气氛很好。瓦特尔芙德小姐在为赴宴的着装而烦恼不已，她不知道是按照年轻时的喜好穿一身灰绿淡雅的服装去好，还是打扮得沉稳成熟些好。当然，后者就需要穿高跟鞋了。她思考半晌，最终决定只戴一顶帽子。这顶帽子让她兴致不错，我从没听过她用如此尖刻的语言议论我们共同的熟人。杰伊太太在一旁小声说着不大合礼仪的言词。理查·特维宁则不停地说着自认为聪明的见解。乔治·娄德知道自己才华过人，用不着在人前展示，于是他独自沉浸在菜肴的美味中，并没有与他人交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虽然自己说得不多，但是她总是能够引导大家话题的走向，这一点也很可爱。每当冷场时，她总能够发挥本领缓解气氛，使话题继续进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当时三十七岁，她个子略高，身材结实，但并不胖。她长得谈不上美，但是脸很讨喜，大概是因为她有一双和蔼的棕色眼睛。她的面色偏白，一头乌黑的秀发被打理得很好。在场的三位女士中，只有她不施粉黛，这让她的美丽看起来更自然。
餐室的布置风格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流行来的，很朴素。四周是白色护墙板，上面贴着绿色的墙纸。墙上挂着一幅被固定在黑镜框里的蚀刻画，作者是著名的蚀刻家惠斯勒。绿色窗帘上绘制着精美的孔雀图案。地毯的底色也是绿的，上面的图案是兔子在绿荫中玩耍，这个创意应该是受了威廉·莫利斯的启发。白釉蓝彩陶器端庄地摆在壁炉架上，这种风格在当时的伦敦很高雅，但是缺乏生气和新意，我敢说全伦敦有几百间餐厅都是这种沉闷的布置风格。
离开时，我和瓦特尔芙德小姐正好同路。因为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所以我们决定慢慢散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过去。
“很棒的聚会。”我说。
“菜色不错，是吧？我以前和她说过，如果她想和作家交上朋友，就得准备一些好吃的才行。”
“真是好主意，”我说，“但她为什么要和作家交朋友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肩道：“她认为作家挺有趣的，所以她想追随潮流。她真是有点傻了，一厢情愿地以为作家都是伟大的人。总之，她乐于请人吃饭，在这一点上至少我们不会讨厌她，我还很喜欢她这一点呢。”
现在想想，和当时那些擅长交际的人比起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真的是心思最为简单的一位了。那些擅长交际的人就像是精明的猎手，为了捕到看中的猎物，可以从汉普斯台德的象牙塔一直追踪到柴纳街的废弃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却不是这样，她以前在宁静的乡下生活，热衷于读书，我想她一定是读了许多浪漫的故事，所以才对伦敦这个城市充满了无限的幻想。她是真心热爱读书（这在她们那些人中是相当罕见的了，毕竟比起作家或者画家的作品本身，人们往往对作家本人的好奇心更大），她有一片广阔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她可以插上幻想的翅膀，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当她和作家交上了朋友，她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以往她是台下的观众，现在她却一下子跃到了璀璨的舞台上。她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生活面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但能请他们吃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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