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最着急的问题就是钱。
他在当了皇帝之后才发现，当初父皇之所以经常死皮赖脸要求户部拨款搞这搞那，并非真的就是什么贪得无厌，而是皇帝与户部之间的关系就有这么神奇。
户部恨不得朝廷所有的用度开支都从内帑出，皇帝则恨不得连给后妃采买胭脂水粉的钱都归户部出。
究其原因，似乎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很穷，而对方却很富。
然而，户部国库的钱财有多少，双方都比较清楚，而内帑到底有多少钱，则只有皇帝清楚，户部是不清楚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般的情况，皇帝只要喊穷，户部坚决不信；户部一旦喊穷，皇帝却不能不信。
按理说，只要内帑财务公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点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因为皇帝必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没有任何神秘感的皇帝，经常会镇不住场面——譬如历史上的崇祯末年，朝廷上下都知道内帑空了，朝廷大臣就没几个把皇帝放在眼里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没钱的皇帝说话不好使，调谁都调不动，谁都会阳奉阴违。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朝，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哪怕朱翊钧数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哪位臣子敢抗旨不遵。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内帑充裕，甚至极其充裕——有矿税嘛。
那么，皇帝内帑有钱为什么这么厉害？道理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因为一旦皇帝有什么想法，哪怕你内阁不同意、户部不拨款，朕也可以直接拿内帑的银子来办事，其实甚至包括调兵打仗。
这样的局面，就相当于文官集团除了在道德层面也许能限制皇帝一二，在最关键的经济层面却根本控制不住皇帝，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随心所欲，言出法随。
这，才是权力运行的真正核心。
大明的历代皇帝们，或许他们的政治水平没有高超到把这些问题理论化，但不代表他们不明白其中的要点，所以皇帝内帑到底有多少钱，那是从来不会让外廷得知详细的。
不过，不同的皇帝会有不同的风格，比如成祖永乐帝的风格，就是始终让外廷觉得内帑极其充裕，所以他可以不顾外廷的反对，又是五伐漠北，又是迁都燕京，又是七下西洋……搞得不亦乐乎。
外廷既然不知道内帑到底有多丰厚，自然也就硬不起腰杆来，更遑论生出“限制皇权”的这种危险思想了。
而隆庆帝的性格偏软，他就不会效仿成祖，而是一门心思哭穷，整天说朕现在穷得叮当响，买区区两万两银子的珠宝、造一批春宫瓷器之类的破事，都非得让户部出钱。
可是户部也不傻，他们知道内帑不可能真的那么穷，因为光是皇帝的金花银等折税，隆庆就用不完，更别提还有大片的皇庄、大量的皇店等收入。
这样一来，内帑在外廷眼里依旧还是充裕的，所以隆庆帝的性格虽然软，但只要用了高拱这样一个性格强势又和他站一条战壕的首辅，朝政就依然稳稳当当。
这个情况在眼下的万历十一年开始有点变化了，朱翊钧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户部表现出来的苗头不太对——户部尚书开始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皇帝收回成命。
虽然这一年来户部的确很困难，但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可还是嘉靖以来的头一回，隆庆朝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
变化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外廷开始怀疑内帑到底还有多少钱。
造成这种怀疑心态的因素有好几点，不过说到底，有两个人责任最大：一个是朱翊钧自己，另一个就是高务实。
朱翊钧为了树立新君仁厚圣明等光辉形象，这两三年来不停地搞各种免税、减税。
土地贫瘠的地区，减免赋税；受灾受害的地区，减免赋税；出现“异兆”的地区，减免赋税；原先税重的地区，减免赋税……
朱翊钧的行政手段多半跑不了高务实的干系，他在这里头也的确起了一些推动作用，不过他的出发点是“降低风险地区农业税”，取而代之的是从其他重商地区收取商税、关税。
只是不管怎么说，农税减少了，皇帝的金花银也就减少了。而更“作死”的是，高务实还劝朱翊钧把皇庄废了个七七八八。
废皇庄，取而代之的是变成民田，这相当于提高户部的收入，而减少皇帝内帑的收入。虽说当时废皇庄的本意主要是逼勋贵们退田，但京师勋贵们很快上了高务实北洋海贸同盟的大船，找到了新的补血路子，甚至比以前的收入还更高一点，而皇帝内帑的损失却是实打实的。
户部赚了，勋贵没亏，吃亏的就只剩下皇帝一个人。
然后就是漠南大战的影响，当时户部没法陡然拿出那么大一笔赏赐来，结果朱翊钧又搭进去了一大笔银子。
如此前前后后加起来，各种此消彼长之下，外廷当然怀疑内帑现在还剩多少家底。
朱翊钧之所以对于这一次缅甸的挑衅很不满，直接向高务实表示自己希望狠狠的教训缅甸一番，也有这个原因——他希望用这一仗来证明内帑还是很充裕的，朝廷里的某些人不要误判了形势。
眼下朱翊钧自己能想到的“新创收”，只有高务实接手并进行改建扩建的营口盐场，但高务实去辽东的时间本来就短，营口盐场也不可能马上给他提供大笔银子——改建扩建不要本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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