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的生意，一直不是张四维亲自打理的，而是张四教负责，所以张四维当时没有和高务实过多的谈论张家的生意要如何从盐业这一棵树转移到整片森林。
但张四维还是向高务实提到了一些长芦盐场近年来的发展动态，其中有一条特别引起高务实的关注。
长芦盐场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南衰北盛”之势。
张四维当时提及这一情况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这其中的原因，但高务实不同，他很敏锐的发现了其中的根源。
根源就在于天津港，或者说天津港的发展影响了长芦盐场的发展。
长芦盐场并非一个单独的盐场，之所以名叫“长芦盐场”，是因为大明在沧州的长芦设立了都转运使司，长芦盐场因此得名。
前头已经说了，大明初期的长芦盐场一共有24个盐场，后来被裁并了四个，形成了现在的20个盐场组成的综合体，其中张家实际控制了17个。
在张家控制的这17个盐场中，目前很明显的出现了越靠近天津港的盐场发展越好，而离天津港越远的盐场则出现衰退的迹象。
这个局面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来概括就是，交通条件对于盐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那之后，高务实就开始搜集长芦盐场片区，关于交通条件的一些资料，在进行汇总之后，他确信了这一点。
从历史上来看，起初位于沧州的南场得益于优越的海运和河运地理环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物资海运港口在沧州的黄骅歧口、大河口(后世黄骅港)，卸载后经内河运道输送至北方各地，其中沧州的内河运道主要是南方的无棣河和马颊河，北方的柳河。
至元末，海运绕而改走大直沽(就是天津港)，从此沧州河海相运仅剩河运。明中期以后，黄河改道，南徙泛淮，致使无棣、马颊二河之水源枯竭，河道逐渐淤塞，虽多次疏浚，但淤断如常。成为唯一重要河道的柳河，将京杭大运河和沧州各盐场连通起来，支撑着沧州盐业继续发展。
早前元末时，具体在惠通河浚修后，一直是东西走向的大运河转而呈南北走势。由此，沧州境内所有东向河流失去运输功能。“(惠民)河道纵行，凡岸以东横河并废”。
于是，“南场运路断绝，而北场有蓟运、南运诸河以为委输，相行日绌。南场盐业大衰，灶户皆归籍改业，不惟滩荒灶废，并灶课亦多无从追呼？”
故沧州盐业，由内河航运改为陆路运输，陆运较河运价高，失去竞争力。从此沧州多数盐场灶户“弃滩改业”，回归原籍州县。
但此时南场只是发展无力，却也还勉强可以维持，直到高务实把天津港打造成型，天津港的辐射能力大幅提高，长芦盐场位于天津附近的部分开始明显展现出运输成本上的巨大优势。
都是一样的盐，在北场天津拿货往外运输，成本比在南场沧州低了两至三成，那只有傻子以及没法到天津拿到货的商人才会继续死磕南场。
由此高务实发现了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哪怕是张家这样的大盐商，如果高务实不肯配合，他们的成本就要大增，利润就要大减。
况且，天津港之所以能够带来成本降低，除了港口本身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天津港的运输船队很强，而天津港的运输船队，高务实手中的京华北洋舰队(运输船队部分)就要占据大约一半的运力。
这个情况就给高务实带来了一个思考：是不是应该逐渐转移过去的盐场，把全国的盐场逐渐地向大港口靠拢？
他的这个想法可不是为了针对张四维或者单独的长芦盐场，实际上他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了扬州盐商身上。
高务实不太方便打击张家，但绝不代表他不方便打击扬州盐商。
当然，现在的扬州盐商有一部分是山西商人，比如张四教早在十多年前就去扬州常驻了，目的就是在扬州开拓业务——毕竟长芦这边几乎被张家包圆了，已经没有了发展空间。
但山西商人在扬州并非最强，南京的勋贵势力在扬州盐商中就有很多代理人，什么徽商、浙商以及扬州本地盐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高务实动起来是不会心疼的。
只是，高务实并不太想用政治手段来干这件事，因为政治手段更容易遭到反噬，他一直思索着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个麻烦。
在辽东产盐，就是他小心翼翼试探盐业的第一步棋。
他刚才对朱翊钧所说的卖给朝鲜、女真乃至蒙古，并不是假话，但也并不完全，事实上朱翊钧担心高务实得罪人，他高务实却并不是很担心得罪人，至少撇开晋党之后，他不担心得罪南方的盐商们。
这些人在历史上几乎都是东林党的幕后金主，在高务实看来，得罪了就得罪了呗，反正都是迟早的事。
高务实老早就因为南京周边的市场不容易渗入的原因悄然在上海囤地，目的就是在某个时机成熟的时候突然推出上海港，以此撇开南京甚至苏州单干，掌握南直隶商业主动权。
现在上海港方面的地皮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人员配备可能差点，但高务实不担心——他手头现在好几个大港，抽调点人不是问题。而有了港口优势，扬州盐商就不得不顾忌高务实的压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加强压力，最关键的就只剩一点：货。
做一个最糟糕的打算：高务实拥有将来交通条件最具优势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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