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十一月，瓦剌人和叶尔羌人都面临着一个问题，要被编入移民关内。
而关内的汉民，则大规模的移民关外。
这在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别说移民一百万人，就算移民10万人，也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
主要是长途跋涉的累死、饿死，也可能在半路被抢劫杀死，或者移民发生内乱，自相残杀而死。
总之，在古代，移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即便是蒙古帝国，也花了几十年时间，通过最残酷的暴力，才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移民。
而更早的五胡乱华大移民，一共花了数百年时间。
但现在，崇祯十七年的移民，可能在未来五年就会完成，并且这样的移民，更加安全，就仿佛像是一般人跨省一样。
这显然要多亏一个工具：火车！
有了火车，大规模移民变成了可能。
以前需要长途跋涉数月之久，现在火车可能在数天之内就到了。
正如王夫之说的那样：火车的诞生，使得世界变小了。
将瓦剌人和叶尔羌人移民到关内是从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开始的，到崇祯十八年六月的时候，这浩浩荡荡的十几万人，先后进入关内。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城镇，下车后，有专门的人去接应他们，将他们安定下来。
崇祯十八年，大明朝已经有近3亿人，这十几万人被移民到关内，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就像在汪洋大海中倒了一杯水而已。
整个移民出奇的顺利，至少崇祯没有听说移民过程中发生**。
无论是叶尔羌人还是瓦剌人，都对关内有着无比的好奇。
不过，发生冲突是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汉人对这些穿着怪异的异族人有强烈的排斥，甚至还有人成群结队，和一些瓦剌人发生了冲突。
被地方官上报到了北京，甚至被朝堂上一些有心之人拿来当借口。
华夷之辨总是又它的土壤。
不过，对于这种小事，崇祯都采取了毕竟温和的手段，并没有多去杀人。
一些大臣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皇帝变了许多。
主要是变得温和了许多。
连王夫之都说：如果换做以前，恐怕一定会将这些事的主犯揪出来，杀他一个人头滚滚，然而现在的皇帝陛下，却更愿意通过修订法律，来去严加限定，自己则能抽身事外就抽身事外。
他们说的倒是真的。
对于张凡来说，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两样东西：道和术。
无论是最开始的大开杀戒，浮尸千里，还是现在慢慢开始修订完善的律法，皇帝从细致的事情中抽身出来，其实都有它的道。
也就是社会规律。
当国家恰逢乱世的时候，必然用重刑，而且是人治，要灵活而多变，用手段灵巧地处理不同的事情。
而当国家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一个产业多元化的社会正在蓬勃发展，这个时候，则必须要开始慢慢淡化人治。
必须开始修理完善的律法，用律法和章程，来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
即便是秦始皇，也必须尊重秦国律法，也必须依靠律法来治理国家。
如果张凡不渐渐转变，往律法的层面去治理国家，他要么被累死，要么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局面再次搞崩盘。
这种多元化后的依法治国的人类社会规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到了十八年的时候，立法院的工作越来越繁忙。
并且随着金融股市的成立，相应的金融监管也开始了。
倒是由于民间基金的适当开放，的确在这两年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民营商社。
一些在国营商社做到中层管理的，甚至辞职，自己操办起私营商社，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里的资源，以及相关经营，在民间拉拢投资。
这使得崇祯十八年，民间一批民营商社快速冒头，它们开始填补国营商社不能做的一些空白，与国营商社相互合作，完善产业链。
崇祯十八年七月，皇帝在乾清宫听完了陈子龙的财务汇报。
崇祯十七年，朝廷的总营收达到2亿两！
而崇祯十八年，截止到七月，朝廷的总营收已经达到1.8亿两！
今年半年，完成了一次跨越似的增长。
主要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商船，到南洋来了。
并且跨越南洋，抵达了广州、厦门和上海。
如果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营养有些不良的大汉，急需要补充各种物资。
与此同时，帝国贵族们也开始了在东方疯狂的采购。
丝绸、茶叶、香水、陶瓷等等，到了奥斯曼后，全部变成了奢侈品。
在大明内部卖一两银子一匹的名贵丝绸，到奥斯曼后，变成卖20两银子一匹了。
尤其是蒸汽机的普及，大明朝的产能得到了空前规模的释放。
沿海各省不仅仅大规模对海外进行商品倾销，内陆的商品数量也明显扩大。
再加上火车线路的增多，粮价进一步下降，棉袄也快速进入寻常人家，甚至桌上的猪肉也多起来。
粮食的大规模增多，人们吃不完的饭菜，喂猪和牛，家禽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看到这份汇报，崇祯表示很淡定。
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发展开始腾飞。
“开始修铁路吧，从吐鲁番，修到这里来。”崇祯指着世界地图上的那个点。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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