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上海制造局里的蒸汽机已经转动起来，新的动力，正式投入到生产中。
仿佛在一夜之间，生产力有了一个大爆发。
也是在三月底，吕宋岛的第一批商船在上海港口停靠，大量的丝绸、茶叶和陶瓷被搬运上了船。
当天，从吕宋岛过来的商人，在上海银行兑换了10万两银钞。
上海府到处都在传这件事，上海的街头，尤其是黄浦江岸边的道路上，随处可以看见年轻人在谈论贸易的未来。
他们充满了激情，尽情地展望。
也许在其他地方，你要做一些事，还需要你出身名门，至少在当地有实力。
但是，你在上海，只要你有能力，就能够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
并且在上海的街头，你随处可以看见有人在招人。
这种招人可不是招募体力工人，而是在招募商社的社员。
大致上类似于幕僚、谋士，或者文员的职位。
因为上海的民间商社，已经诞生了几家规模非常大的，他们在招人中还提出了要求，对学历和品行的要求。
这一点，正式预示着，新学的人才，将进入民间商社，开启人才的新时代。
这里打碎了出身的限制，真正开始做到唯才是用。
在接下来的数天，从南直隶赶过来的商人，也开始做大量的考察，甚至南直隶的国营商社，也打算在上海开分社。
这预示着南直隶的产能将对上海敞开，接下来根本不必担心订单暴涨，产能不足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黄浦江岸边的大楼将会继续修建，无数的远洋贸易商社和国家银行、人才商社、高级酒店将在这里落地。
没有人敢想象在未来的十年内，上海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
上海局面一片大好的时候，崇祯收到了从北京来的消息。
他看完后，忍不住皱起眉头来了。
他不是为郭永兴感到头疼，而是为济南贪腐案牵扯进来分税制的争议感到头疼。
事实上，分税制肯定会产生更严重的贪污。
当年南京城的不少读书人反对五省新政，反对的就是分税制的实施。
但问题来了，你不实施分税制，地方怎么发展经济？
都靠朝廷拨款？
那怎么可能！
例如武昌今年要100万两，你这些钱从武昌收税收回到北京，又从北京拨款到武汉？
这样一来一往，几个月没了。
好，就算你收税上来，存在武昌，名义上归北京管。
武昌要用钱了，从里面拿。
审批流程呢？
是不是要走北京审批？
例如第一季度，武昌要用30万两，这批钱属于北京的，是不是要写申请到北京批复？
这一去一来，多长时间？
所以啊，既然要进入商业时代，既然要发展经济，那就必须施行分税制，必须让地方官府自负盈亏。
想要做大，还不愿意放权，除非各个是神仙，能用意念传播信息。
只要不给地方放军权，贪污带来的损害是远远比暴乱要小的，都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朝堂上，就有一批人想借此搞事情，争权力。
现在明显就有人想弹劾韩爌。
而崇祯现在还不想换掉韩爌。
总体来说，韩爌是合格的，他做事比较周密稳重，而且大方向没有偏。
贪污不能怪他，换做谁做首辅，下面都会贪。
四月中旬，崇祯从上海回到北京。
皇帝一回到北京，官员们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一封封奏疏全部到了乾清宫里。
现在局面分出了两派，围绕着分税制开始扯皮。
甚至听说廷议差点打起来了。
而这个时候，北京廉政督察总府的人在济南已经取得了进一步的侦查突破。
济南水泥局、济南采矿局、山东户部清吏司、山东税务局，被查了个遍。
揪出来了52名官员，涉案金额达到500万两。
结果递交到都察院的时候，北京不淡定了。
有人甚至开始质疑新政，无论是大规模发展国营商社还是双税制，或者搞基建，都是在给贪官培养温床。
一大波反对声音开始在北京甚嚣尘上。
满头热血的官员、另有所图的官员，或者正直执事的官员，都搅和了起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两个贪污案，硬生生向党争开始演变。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采取手段，将会恶化成万历年间的大规模党争，演变成义气争论。
必然会严重影响接下来东征日本。
六月十七日，乾清宫传来了声音。
无论是南京制造局贪腐案还是济南贪腐案，凡涉案官员，一律处死，没收全部家产，家人用不得入仕为官，不能从商。
一是让官员直接去死。
二是让官员家人社会性死亡，这可比杀掉他们还狠。
六月十八日，北京城外就有一百多官员被处死。
六月十八日当天，《大明日报》的头版就写清楚了严惩贪腐官吏。
六月十八日当天，就有一批年轻的官员在吏部报道。
也是在六月十八日当天，内阁出台了最严厉的《官员行为准则》，由皇帝亲自编写，规范官员言行。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就特么的乖乖闭嘴。
接下来，吏部对京师官员进行了纪律考核，各个部门都揪出了一个典型。
什么典型？
在这段时间乱嚼舌头的官员，揪出来，降职，贬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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