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都会着眼于某一个时期每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
然后将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放大，来推断对整个局面的影响，进一步论证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进程。
当然，个人在历史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南宋初年，没有岳飞的出现，恐怕南宋不一定能建国一百多年。
例如隋末没有李世民的出现，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
不过，大多数时候，个人对历史的进程影响是比较小的。
更多的时候，国家的存亡，都反应在当朝财政中。
财政收入的崩溃，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朝代灭亡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体现出几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管理指标。
一、行政体系是否运转良好。
财政收入一般有两块，一是税收，二是国营商社的收入。
当收入暴跌，正面税收崩盘，以及国营商社破产。
税收崩溃就意味着产业出了问题，而产业又是各地行政官员的考核指标，例如农业、商业等等。
这反应出了行政的崩坏，具体表现就是贪官污吏太多，占据重要职位不干活，只收钱。
二、国营商社入不敷出，要么是产业方向不对，要么是国营商社里的编制人员不干活。
三、若是收不上来税了，说明顶层管理者也不思进取，不愿意改革，得罪利益集团。
这些都反应出一个王朝灭亡的迹象。
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是，当经济状况运行蒸蒸日上的时候，许多问题都可以被遮盖或者忽略。
毕竟经济蒸蒸日上，大家口袋里的钱都在变多，没有人去在乎佃租是不是涨了，我是不是买得起田种地。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大家口袋里的收入变少或者停止，而田的价格上涨，商品的价格上涨，以前被忽视的那些问题，就会浮出水面了。
在经济学中，这些问题就有学名：灰犀牛。
（灰犀牛：指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
这个时候，社会的各个矛盾就会显露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王朝还面临着巨大的外患，就会出现所谓的内忧外患。
很典型的例如正统历史上明末社会既是如此。
在内卷的社会中，整体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老百姓的土地被兼并走，社会矛盾日益加重，而辽东军事冲突越来越大。
想要解开这个局面，并不是说那些片面的说袁崇焕不杀毛文龙，或者把东林党全部干掉就能解决的。
因为根源就是财政制度问题，没有钱，就到处都是问题。
有钱了，99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另外1的问题无非就是用更多的钱来解决而已。
所以，到了21世纪，中国将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
因为只有更好的发展经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社会才会欣欣向荣。
把饼做大，是执政者永远要考虑的第一目标。
毕竟更加残忍的现实是：普通人只有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才能过得稍微好一点。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经济发展如此重要，为什么张凡还要投入如此多的钱去打仗？
这钱一算下来，国库肯定是不够的。
这难度不是亏本的买卖吗？
把南直隶的粮价打起来了，辽东又死了那么多人。
接下来朝廷对各省的财政投入，可能都要放缓，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
看起来不划算啊！
难道除了情怀上的收复故土，真的一无是处了吗？
当然不是。
首先，辽东有许多黑土地，这是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的。
其次，辽东有许多铁矿，例如鞍山。
大明朝此时此刻，已经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种。
辽东的价值，远远超过现在的1.01亿两。
那么西北呢？
西北除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西北还能产出大量的棉花。
棉花在工业革命的年代，到底有多重要呢？
在正统历史上，20世纪以前，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
棉花不仅是衣服、被子的原材料，纸巾、植物油、肥皂、火药、书里都有棉花。
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棉花推动的。
黑奴被卖到美洲去干什么了？
没错，去种棉花了。
大明朝现在产棉的地方很多，北直隶、山东省、河南省、湖广省、南直隶都产棉。
但是，这些地方的潜力和西域比起来，真的就不值一提了。
因为棉花这种农作物需要日照长，雨水少，西域是最合适的地方。
言归正传，军委会这份奏表呈递上来了，一边的财务大臣却在瑟瑟发抖。
他随后也呈递上来了一份奏表，是去年朝廷的收入。
崇祯八年，国家的总收入是5800万两。
其中两税制让朝廷的实际收入只有4500万两。
而截至到目前，国库里的钱一共有多少？
3500万两。
为什么这么这么一点？
因为西北的一部分军费已经支出过去，辽东一部分军费也已经支出。
但是缺口还有8000万两，将现在国库里所有钱拿出来，都不可能填补完。
如此看来，财政岂不是崩溃了？
而按照以上的逻辑推断，大明朝岂不是要完蛋了？
狗皇帝岂不是要卷铺盖收拾细软带上小姨子，哦不，是带上老婆们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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