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行动，也基尔会议的结果。急于挽回先前失误的斯大林，显然很清楚苏联在这个时候明态度和立场的意义是多么地重要。
苏联人的声明顿时让蠢蠢欲动的日本人老实了起来。不久之后，东京方面一声令下，已开到福建沿海的军舰撤回了本土。
而江西红军在秋季战争大胜之战，也这时对南京国民政府出“和谈”的请求，为了让危机四伏的宋委员长能够坐稳位置，红军声明只随认宋子文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谈判。
过去半个月的战争，红军地盘扩张了接近一倍，现在又到了“消化”的时间了。此时，中国的“各界人士”也在这时“顺应”时机，对国共双方出“和平号召”，于是两家又一次地坐到了谈判桌前，进行着虚情假意谈判。
谈判的结果之一，兵力大损的宋子文这时终于不想再含着福建的那四块“臭肉”，在谈判中做为筹码一气丢给了红军，总算把陷在福建被养臭养烂的那个四师调了回来。
除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还被迫割让了湖北的另一个重镇荆州。和谈结束后，作为交换条件，红军释放了一批先前战争中被俘的炮党士兵回去，但军官却依旧扣押着。
红军并不怕这些施回去的士兵重新加入炮党军再过来找红军。这些被俘过一次的炮党士兵，在见到了红军的俘虏政策后，以及听了红军的土地政策和革命宣传后，很多人事后主动地要求加入红军，这部分人全被红军吸收。不想加入的人放回去，就算重回炮党军中，这些人变得“油”了，下次再次交手时，只会更快地投降。南京国民政府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真的把这些人重新召回军中，只会适得其反降低自己军队的战斗力。（此说法有解放军战争中无数的例子。）
1934年十月之后，红军在这场秋季攻中不但地盘大大扩张，根据地周边几个具要有战略意义的要点也在战争中夺取到手。
福建方面看似没有大打，但福建红军也在九月里把势力扩展到浙南地区，在雁荡山那一带圈下了好一大片根据地。安徽方向，南边红军夺取了黄山，西北方向更进入了大别山这一中原的战略要地，硬生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五省地盘中央挖进了一大块。
此战过后，南京国民政府手中五省地盘。除了江苏还暂时完整外，余下的四省或多或少都被红红军大大小小地啃掉了一块。而湖北省不光是失去了省会武汉，整个战略形势更是全面恶化。完全失去也只是时间问题。
南京政府此时的战略形势已极其恶劣，控制的地盘虽然仍就不小，可是每处都危机重重。除了地盘的损失外，更大损失却这两年砸锅卖铁背负外债练出来的那些德械师，在半个月的战争中损失大半，虽然战后红军放回了不少人，但失去的军官和武器却是拿不回来的。
此战过后，红、白两军的战略差距更加明显。若不是红军顾忌到英国人被逼急了。会拉着日本人下场干涉。加上根据地库存干部不足，新扩张的根据地还未巩固，诸多因素的影响才主动地要求停战和谈。
按计划，等到了明年。春暖花开之季。就是红军动春季攻势。将南京国民赶出南京。
另一方面，中英双方经过秘密谈判，最终在十月初。英国拿回了被“扣押”近一个月塘鹅号，红军方面释放了所有被俘的船员和士兵。
英国人拿回军舰后现，塘鹅号上的弹药全部不翼而飞，其中也被包括了3英雨炮的炮弹，该炮弹可以和林海海上捞起的那门炮通用。
当修复好的塘鹅号和燕鸥号、猎鹰号三舰一起离开汉阳顺江而下时，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在头版头条唉叹道：：“这是大英帝国的军舰最后一次开进长江中上游。”
他不幸而言中了。
1934年的余下的时光里，红军军事上忙着整编部队，练兵，经济上忙在地各地农村进行土改，政治上则继续开夜校，加强干部教育和培养。
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一方面加大练兵力度，一方面拼命地向国外进口军火。妄想在这短暂的和平期训练出更多的军队以便将来和红军再战。为了挽回败局，宋子文几乎是以负荆请罪的方式找到下野的何应钦，请他出山重掌国防部，何应钦考虑再三后同意了。
南京国民政府的小九九，红军高层是洞若火烛，不过象看猴子表演一般地观望着宋子文的举措。
他们根不本相信宋委员长还有机会卷土重来。
红军留着他不马上歼击是为了让帮忙占着重要的位置。有宋子文帮忙练兵和提供武器，这样友好的运输大队红军怎么轻易地想赶他下台。九月战役，红军的装备又一次大大改善了，从1932年到1934两半年的时间，红军从南京国民政府身上获得的补给，远远过了林汉援助的收益，另一个时空运输大队长常凯申的名头，在这个位面很不幸地落到了宋子文的头上。
1934年时，世界还生了几件大事。
德国方面，1934年的世界足球赛在意大利举行。历史上这场世界杯本来是意大利夺冠，但这回却变成了德国人夺冠，因为德国足球队多了一位传奇门将——佐夫.克林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