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蟹）钱”。有的出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行的法币的防（蟹）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笔日元、英镑、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在被江西苏区红军一顿痛打，丧师无数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实力，军费开支疯狂暴涨，财政所以没有破产，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离不开汉娜和林汉“帮忙”制造的虚假繁荣。
当然，由于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堆满了自己制造的钞票，希特勒卖给宋子文用来“雪中送炭”的那十万条毛瑟步枪，是要求他用银行转帐的方式付帐的。
这些堪称“完美伪（蟹）钞”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生了两起意外。
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精中毒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蟹）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蟹）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蟹）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绵、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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