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小区杀人案的现场过于诡异，警方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也为了侦查的顺利展开，并没有向新闻媒体透露更多的情况。然而，无孔不入的媒介还是掌握了关于本案的大量情节。的确，在这个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时代，想瞒住一件事，比登天还难。
案发后第三天，逆子姜维利惨死的消息就已经在各类媒介载体上铺天盖地。之前喊打喊杀的民众更是一片欢腾。“罪有应得”、“报应”之类的词汇前所未有地集中在这起案件上。
人人都成了预言家。
也许唯一一个没有叫好的，恰恰是姜维利伤害最重的人。
案情分析会刚刚散会，一干人等纷纷下楼，各自回到岗位上干活。还没走到电梯口，就看到一个值班民警扶着一个老太太从电梯里出来。老太太衣衫破旧，身形佝偻，满眼都是泪水，一只手死死抓住值班民警的衣袖，似乎怕他跑了一样。
值班民警指指刚刚散会的人群，一脸无奈地说：“他们负责查办你儿子的案子。”说罢，他冲分局长撇撇嘴，举起右手在脑袋上画圈，无声地做着口型：“老太太有点魔怔了。”
老太太一脸茫然，似乎面对这样一大群穿着制服的警察，让她有点懵。犹豫了几秒钟之后，她不由分说地抓住离她最近，也最年长的法医老郑，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政府啊，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老人哭喊起来，“我儿子死得冤啊。”
老郑吓了一跳，一边躲，一边指着分局长：“政府在那儿，我就是小兵。”
老太太急忙跪爬过去，拽住分局长的裤脚，连喊政府给我做主。
老人的哭喊声在走廊里回荡，不少科室的人都探出头来观望。分局长一脸尴尬，伸手扶起老人，转头对值班民警喝道：“这怎么回事？”
值班民警说：“她是姜维利的妈妈，一大早就来了，说要帮咱们破案，给他儿子报仇。”
老太太忙不迭地点头，抽噎着说道：“我儿子是个好孩子……就是交了些坏朋友……欠了点钱……他们我都认识……他死得冤啊……”
老人又大哭起来。分局长的嘴张了张，分明把一句“冤个屁”咽了回去。他扶着老人，对值班民警说道：“找人给她做笔录，把那些‘坏朋友’都列出来，挨个排查。”
在老人的千恩万谢中，值班民警把她扶进了电梯。分局长的情绪很坏，挥挥手，说了句散了吧，就回办公室了。
走廊里的人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方木和杨学武相视苦笑。
很明显，郭桂兰提供的所谓线索不会对侦查有什么帮助。尽管姜维利的社会关系中多是公安机关重点监控的人口，但是方木相信本案绝非他们所为。如果动机是复仇，大可不必采用这么复杂的手法；如果是为了追债，姜维利的拆迁补偿款尚未到手，杀了他也没用。分局长让郭桂兰去做笔录，只是平息老人的激动情绪的权宜之策。大不了就浪费点时间，总比被人指责不作为要好。
真正让方木郁闷的是，警方并不认为方木的分析有多么大的参考价值。尽管凶手的手法明显有别于一般的凶杀案，但是方木提出的“子宫”的说法更让警方难以置信。会有人冒着接受刑法处罚的风险，大老远地拎着水桶和水囊，费时费力，就为了报应姜维利的一句狂言么？就像会上一位老警察所说的那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的确，如果从作案动机入手，本案几乎无迹可寻。尽管从种种迹象来看，最大的可能是报复。那么，郭桂兰老人的嫌疑最大。然而，她对姜维利被杀的悲痛人所共睹。在方木看来，那绝非有意掩饰或者误导，完全是一位母亲痛失独子后，对其之前的逆行的一种无原则的原谅。
在会上，那位老警察提出一种可能性，即负责拆迁的公司为了达到迅速清理园区的目的，雇凶杀害了姜维利。一来，姜维利是所有“钉子户”里最让拆迁方头疼的一个，干掉他，之后的拆迁就再无阻碍，此外也可以对其他“钉子户”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来，姜维利对其母的驱赶和虐待已经引起强烈的社会愤慨，干掉他，至少在道德层面上，会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不至于对拆迁方和开发方形成过多的不利影响。至于那些诡异的手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拆迁过程中死过人，以后开发的楼盘还会有人买么？这么做无疑是自断后路。
老警察对此嗤之以鼻：拆迁方就负责拆楼、清人、拿钱，至于开发方怎么卖楼，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再说，在全国范围内，拆迁出人命的事多了去了，可是，那些所谓的“血房”，哪一栋没卖出去？
这是实话，在物价飞涨的当下，似乎房子才是硬通货。大多数人耗费一生积蓄买下那个水泥盒子，就是为了一份保障和安全感。至于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无暇顾及也无人愿意去想。
在别人的生死和自己后半生的保障之间，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同一个选择。
老警察的思路虽然有些勉强，但似乎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侦查方向。分局长把任务布置下去，各路人马，各司其职。
方木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杨学武和自己抱有同样的看法。所以，当杨学武向他走来的时候，方木隐隐有些期待。
“郁闷了？”
方木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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