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啥，你去我们公安大学试试。”陈诗羽说。
林涛反驳道：“我们刑警学院不比你们差好吗。”
“起火点找到了吗？”我打断了他俩的“打情骂俏”。
“地板扫出来了，可以明显看到起火点在席梦思床垫和窗户之间。”林涛指着地面上一块被烧毁缺损的木地板说，“这个位置，经我们核实，极有可能是液化气罐所在的位置。”
“液化气罐，”我摸着下巴说，“也就是说，起火的时候液化气罐仍在往外喷气。”
“一点儿不错。”林涛说，“我们分析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先是把液化气罐从厨房搬到了卧室，放在席梦思床的旁边，把出气口对准了席梦思床，然后放气。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房间里有了一定含量的液化气，此时点燃，会造成爆炸、冲击波。火焰瞬间点燃了仍在往外喷气的液化气罐，所以席梦思床和床上的尸体烧毁得最严重。”
“也就是说，虽然起火点在床边，但点火的位置不一定在床边。”我说，“在房间里充斥了液化气的情况下，在任何位置点火，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
林涛点了点头，说：“是这样的，点火点，恐怕不好确定了。”
“未必。”我神秘一笑，说，“去吃碗面条，然后继续。”
“筛灰？”林涛问。
我点了点头。
整整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勘查组都在对蛇皮袋里的灰烬逐一进行筛取，筛去一些小颗粒的灰烬，留下一些较大的物体，然后观察这些物体来自哪里。这是对火灾现场进行全面勘查的一种手段。烧毁到这种程度的现场，只要能点燃的，几乎都已经化作小颗粒的灰烬了，留下的，都是一些不易烧毁的金属物件，这些物件中，就可能找到一些关键的线索。
在筛了近三个小时后，筛灰工作在林涛的一声欢呼中结束了。
林涛在一个标注为“h”的蛇皮袋的灰烬里，找到了一个打火机的防风帽。
“打火机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点火的位置。”林涛说，“这个h号蛇皮袋对应的房间位置，是房间的窗户边，也就是伤者被发现时所蹲着的位置。”
我重新走到现场，模拟了当时刘晨彬蹲着的位置，说：“如果是处于这种状态点火，起火后，因为起火点是床边，所以刘晨彬是背部稍左侧对着火源。这和他身上的烧伤形态及位置，完全吻合。”
“而打火机的防风帽也是在这里发现的。”大宝嘿嘿一笑，说，“很能说明问题啊。”
第二天一到专案组，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刘晨彬的情况。
按理说，经过一天的恢复，加之并没有实质性的体内损伤，刘晨彬应该恢复神志了。可是，侦查员的介绍却和此推断大相径庭。
“刘晨彬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侦查员说。
“什么也不能做？”我问。
“能吃点儿稀饭。”侦查员说，“我的勺子递到嘴边，他就张嘴了。”
“那还叫昏迷状态？”
“谁说不是呢？我觉得他就是在回避问题。”侦查员说，“真郁闷，我都没喂过我儿子吃饭，倒是天天喂他吃饭。”
“医生有论断吗？”
“他的主治医生找来个精神科的医生，那个精神科医生说，刘晨彬现在是什么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侦查员说。
会场沉默了。
“没关系。”我笑了笑，说，“即便是零口供，也一样可以确定刘晨彬杀人的犯罪事实。”
“哦？有证据吗？”侦查员问。
我摇摇头，说：“因为是被水冲刷过的火场，直接的物证怕是没法找到，但是现在我们掌握的一切情况，足以构建起整个证据链。”
“愿闻其详。”分管局长插话道。
我清了清嗓子，说：“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死者占士梅的死因是什么。要说到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占士梅是生前烧死，还是死后被焚尸。”
“这个很简单吧。”侦查员说，“我听过那个什么张举烧猪[1]的故事，古时候就能解决这问题了。”
“虽然这个尸体的焚毁程度严重，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明确死者占士梅是死后焚尸的。”我说，“主要有这几个依据：第一，残留的食管和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内，甚至口腔内，都没有发现烟灰和炭末。这个就和刚才那位同志说的一样，张举烧猪的例子就是如此。”
“可是，不能仅仅依据此现象来下结论。”大宝说。
我点点头，说：“对。有些火灾中，尤其是有爆炸、爆燃的案件中，可能死者的呼吸道突然受热，喉头立即水肿，堵塞了呼吸道，也不会吸入烟灰炭末。这就会造成死后焚尸的假象。此案中，因为死者的喉头部位已经全部烧毁，无从查证是否存在喉头水肿，所以仅仅靠这一条，还不能定死结论。”
“那还有别的依据吗？”侦查员问。
我肯定地说：“第二，从尸体的焚毁情况看，尤其是死者枕部还有毛发的情况看，死者从起火到最后，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体位变化。这也证实，起火的时候，她已经死亡了。”
“那如果是昏迷了呢？”
“这也确实不能排除。”我说，“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是最后一点，就是死者的死亡时间。”
“烧成这样了，还能推断死亡时间？”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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