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整齐地站在师父身边，等他开口指示下一步工作。
突然师父说：“应该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忍不住问：“应该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前说死者是进了屋以后，又出门爬墙头，是吗？”师父问。
“是啊，”我说，“他把香烟和钥匙都已经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嘛。”
师父笑了笑，说：“桌子上的物品，有可能是死者回到家里放在桌子上的，也有可能是死者下午离开家去参加丧礼的时候，根本就忘记带在身上的。”
被师父一点，我恍然大悟：“哦，对，是啊！”
“是？那个，是什么？”大宝还没能反应过来。
我接着说：“如果是死者根本就忘记带钥匙和香烟出门，香烟不要紧，没钥匙，他晚上怎么进家门呢？”
“嗯，”桂法医抱着双手，慢慢地补充道，“所以陈总才会让侦查员去调查香烟的问题。目前看来，刘家给参加丧礼的人们提供的是玉溪，而死者家里放着的，是云烟。”
我补充道：“既然死者家里的烟不是下午丧礼上的烟，那么就不能根据香烟、钥匙在屋内而推断死者已经进了家门。这样看来，死者下午出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忘记带钥匙和香烟了，所以他晚上就进不了自己的家门。”
“进不了家门，”师父继续发问，“如果是你们，你们该怎么办？”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一张一张翻看着现场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们看，死者坠落的地方上方是墙头，墙头旁边就是小楼的二楼窗户，别忘了我们第一次现场勘查的时候，二楼的窗户是开着的，当时林涛还说这样开着窗户很危险。”
“是了。”林涛一直在旁边听我们的分析，这时候也开了口，“死者应该是爬墙头想移到窗户旁边，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脚不稳，就从墙头上摔了下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想赶紧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不好办。”师父说，“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断，更糟糕的是，之前县局已经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属。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支持，我们就这样去通知家属，那人家一定会说是你们公安破不了案就说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我低下了头，知道这是师父在变着法儿数落我。
“行了。”师父看见我自责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着说，“现在我们去现场吧，希望能在现场找到有用的证据。”
“这事儿不能全怪冬瓜。”林涛也听出了师父责怪我的意思，上前帮我挡了一枪，“我们痕检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可以找到线索的，因为第一次勘查，我们只勘查了坠落点地面和二楼的窗框，对于死者可能触碰到的墙头、二楼窗台我们并没有仔细看。”
“这不能怪你。”师父铁了心让我挑全责，“法医没有搞清楚致伤方式，错误重建现场，你们自然不可能在对的地方寻找痕迹，秦明这次难辞其咎。”
我又低下了头，这次的教训的确够深刻的了。
到了现场，林涛只身爬上了近两米高的墙头，用放大镜在墙头上寻找着痕迹，另几名痕迹检验员在二楼研究窗台。此时此刻，帮不上忙的我只能焦虑地在院子里打转，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师父的推断又一次接近了事实，很快，林涛和他的弟兄就在墙头和窗台找到了直接证据。
“墙面、墙头的痕迹已经可以证明一切了。”回去之后，经过比对，林涛高兴地向师父汇报道，“虽然过去一个月了，但是现场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迹物证都没有遭到破坏。墙面有明显的蹬擦痕迹，是死者上墙的时候留下的，墙头也有几枚死者的完整足迹，其中一枚右足足迹有变形，有擦挫，应该是滑落的时候留下的。”
“窗台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纹和掌纹，从方向上来看，是从外到内的，也就是说死者的左手已经搭上了窗台，但是右手没有来得及搭上来。”另一位痕迹检验员说。
“我也有发现。”师父拎着死者的一双鞋子，说，“我仔细看了死者鞋子的边缘，右脚的鞋子边缘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损伤。方向是从下到上，这个证据也可以印证死者的脚和墙头有摩擦滑落。”
“那么，现在看来，”大宝插话道，“死者应该是左手上了窗台，左脚和右手悬空，右脚突然滑了，导致他仰面下落着地。这样也就解释了死者为什么会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的姿势。”
我在一旁默默无语，看着他们一点点重建出现场，还原出事实真相。
有了充分的现场证据，案件很快就撤销了。又睡了一晚上郁闷觉，我起了个大早，到师父办公室主动检讨。
师父的态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径庭，他温和地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点了点头，说：“知道，先入为主、工作不细致。”
“嗯，总结得很好。”师父说，“你刚去，所有人都说是命案，所以你也认为是命案，但是你忘记了一个法医最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因为先入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观臆断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没有细致解剖，遗漏了背部损伤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其实，你当时要是打开死者后背，你的判断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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