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九的时候，北京城下雪了。
仅仅一夜之间，大雪就覆盖了整座城市，一时银装素裹，满城晶莹，孩子们兴奋的出门打雪仗，堆雪人，还有些做冰坊生意的，赶紧捡质量最好的雪压成冰块，置于地窖中储存起来，等到夏天再向外出售。
但是对于北京城内各大会馆的士子们来说，今天可不是一个赏雪游玩的好时机，盖因天启四年的甲子会试，将在北京贡院正式开考。
由于会试的考点在北京，士子们从全国各地出发，近则十天半个月，远的诸如广东，福建的考生要跑整整小半年。也因为如此，会试士子们到达的时间大多不一样，而且由于考生都是外地人，在京师没有住处，有的来早了要待太久，有的来晚了找不到客栈。所以一些科举文教发达的省份，就在北京建有会馆，在会试之年，为本省考试的士子提供食宿。
李沐早早的带着弟弟李硕赶到了北京贡院门口，发现各处会馆的灯笼已经排列的整整齐齐了。会试是大明等级最高的，需要淘汰学子的考试，所以李大公子也不敢怠慢，头一回毫无怨言的起了个大早，盖因李沐自己前夜心情紧张，根本就睡不好觉，干脆放弃挣扎，很早就跑到贡院门口去等搜检了。
当然，在如此高等级的考试中，杨涟这个品级的官员，就够不上当主考官的水平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少师，光禄大夫的刘一燝刘阁老（历史上刘一燝在天启元年为首辅大臣，天启二年就已经辞官去职）。
别看这个主考官，在大明现有的纲常体系中非常重要。只要对方是你的主考，让士子在会试中脱颖而出做了进士，则自动成为士子的座师，双方既有师生之名，且在官场上必将进入同一阵营，互相扶持，互相庇护。
当然，礼法纲常，天地君亲师，学生自然不能忤逆老师，无论你最后官品多高，地位多大，仍然不能做任何伤害座师的事情，否则就会彻底沦为整个纲常社会的敌人。同样的，反过来，老师也不能伤害自己的学生，甚至在学生落难的时候，都不能置之不理，不管不问，否则同样会为朝野所不齿，进而逐渐被主流所厌弃。
座师制度，其实就是官员们一种互赢互利的自然生成的高官培养计划。能在会试做主考的，大多身居高位，至少也是以各部的堂馆或者大九卿为人选，甚至还有像刘一燝这样的内阁大学士，算得上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出马了。他们作为高官，自然不可能在政争之中赤膊上阵，冲锋在前，而是需要无数低品级的手下摇旗呐喊，增加气势，从朝争的强度上，形成朝野沸腾的假象来打倒对手。
而作为学生呢，品级低的时候，本身就很难在复杂诡秘的官场中生存，但是只要抱紧座师的大腿，就算是一时因为上奏而被贬黜，只要自己的老师赢了胜利，是肯定会将其召回重新重用的。作为高官，本身也需要这种忠诚胆大的小弟嘛。
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互为唇齿，使得大明朝堂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集团。直到晚明时期，这些小集团逐渐按照地域出身合成为不同的党派，才有了浙党，齐党，楚党，东林党。
李大公子只要这一次抱紧刘一燝的大腿，也算是找到了一颗粗壮的大树。虽然座师这种事情就像抽奖一样，抓到谁就是谁，但是刘一燝当年是和杨涟一同参加策划了“移宫案”的，从履历上来说，还是非常得李沐的信任。
会试的搜检和乡试一样，考试制度也基本雷同，这里不再赘述，但因会试的等级更高，考试的红利更大，搜检和反作弊手段就更加严格。会试的卷面甚至不可以同时三句出现同一个字的结尾，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在卷面上留下特殊的信息和考官串通。
不过这一次，李沐可不像浙江乡试的时候那么幸运，在搜检的时候还能遇上自己手下的兵士了，也让李大公子好好体验了一下“惨无人道”的科举搜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手续。
好不容易过了龙门，李沐一边苦笑着重新系上衣带，一边不住的嘟哝着：“太残暴了，太残暴了。”但是转而一想，每个人考试都要经过这一关，当初像杨涟这样的清直之臣，甚至刘阁老，叶阁老都曾经脱个精光，站在贡院龙门的弄堂里瑟瑟发抖，李沐顿时觉得心情平衡了许多，随即释然。
到了自己考试的座位，一切都不再新奇了，只是一样的但是更加宽敞的号房，一样的考试制度和时间，李沐一直保证自己认真破题，踏实作文，因为文采飞扬，实在非他所擅长之处。唯一能够取胜的捷径，就是把文章写得珠圆玉润，稳重老练，用自己远比别人丰富的经验把这些刚刚了解官场人情的举子们比下去。
考到最后一场策论的时候，按照惯例，应该由皇帝亲自出题，当然题目也必须在四书五经里选取，李沐摊开卷子，看到题目之后，差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这个题目其实李沐在考前的时候猜了一下，心里甚至都打了腹稿，因为他太了解天启皇帝的兴趣所在了，加上天启本身就没有什么文化，你让他出题，就一定是这个结果。
卷面上躺着一行标准楷体的印刷小字“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原则上并没有违反出题规则，但是对这些连格物致知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举子来书，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比如坐在李沐对面的那位，不知道是考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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