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战略事业部,早在几年前就有调查整理前苏联的专家技术。不过,真到了苏联解体,想坐个火车过来就打包一车皮的专家,还是有重重困难的。
首先是人家苏联专家本身的意愿。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不光是中国人的狭隘思想,前苏联人也是一般的,而且只会更强烈。
和平演变不是说笑的,要不是热爱美国生活热爱到骨子里,苏联群众和党员也不会陪着戈尔巴乔夫玩什么休克疗法。所以,但凡有一点机会,前苏联人都是要奔着美国和欧洲去的,某些通过解体赚到万贯家财的苏联人,宁可放弃俄罗斯的产业也要投奔美国,此等毅然决然可见一斑。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有哪个苏联人会把中国选择做目的地的。1992年的中国,城市里虽然是解决温饱了,但生活质量还是谈不上,城市建设别说和美国欧洲比较了,较莫斯科也没有多少优势,完全不符合苏联人民的追求。
论及年薪待遇,美国的公共科学家拿着数万美金的薪水,公司研究员拿着十数万乃至数十万美金的薪水,中国企业的平均年薪福利算到一起,也达不到1000美元的标准。
即使是大华实业,也不能因为某人的国家是前苏联,就贸贸然的拿出10万美元的年薪和欧美企业对拼,那样做的话,大华实验室的中国研究员要不要提高薪水假如把中国的人力成本拔高到美国的程度,那大华实业除非再找到一个百亿吨的油田,否则只有等死的命。
另一方面,并非每个苏联专家都是真正的专家,一个项目组内,有价值的角色往往只有一两人,剩下的研究员只是懂技术的实验室工人而已。把他们带回国,加上一个语言不通,效果也许还不及一名中国研究生。
至于有名有姓的苏联专家,早在大华战略事业部做名单之前,就上了欧美国家的名单。什么贝尔实验室、英特尔、德州仪器,又或者哈弗耶鲁,不等苏联解体,就到莫斯科公然抢人了。在戈尔巴乔夫的卖国软蛋思路下,以学术交流等名义“流亡”海外的苏联专家不在少数。
大华实业真要是摆明车马的争夺,哪有丁点的机会。
也就是这种时候,苏城才能体会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满世界的邀请华侨华人的心情。若非同种同源的血脉相连,谁会陪着你玩百废待兴的游戏看看黑非洲国家就知道了,由于殖民时代没积累,全国说是只有两名工程师就真的只有两个工程师,此等状态下,想要跨越式发展谈何容易。
苏城交给刘明浩的名单,也就特意避开了知名的苏联专家,转而将目标锁定在了苏联国家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身上,更准确的说,他的目标是研究所的资料,而不是研究所的人。
“带枪投降”是国民革命时期就有的优良传统,到了90年代,也不能说抛弃就抛弃。
苏联国家能源研究所,研究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所有能源技术,同时也研究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技术,历来有着相当的积累。如果阅读**十年代的中文相关材料,仍然能看到苏联国家能源研究所的影子。甚至有一些前苏联的翻译作品,直到21世纪仍然摆在能源相关工作人员的案头。
按照苏城的要求,不光是研究所的人,还是研究所人员的亲戚,能带着资料出来的,就可以得到美元和实物报酬,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还能享受全家移民的政策。以苏联目前的技术管理水平,愿意且能够轻松逃出火坑的人不在少数。
唯一可虑的是这种行为有点商业间谍的性质了。苏城此前没有实施,既是担心泄密,也是因为手下没有合适的人选。
请刘明浩做这种事情,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就连崔国平将消息传给刘明浩,刘明浩自己都觉得苏城选人选的太好了。
他也不纠结,坦诚的向国内报告了一声,又向苏城领了一笔活动经费,就开始拉人。
苏城投桃报李,转手就送给夏米尔价值一百多万元的油井设备。
配合这批设备,刘明浩准备的10万美元现金,总算是有点用处,算不上难看了——用李琳的说法:这盒巧克力是送给马克西姆先生的零食。
马克西姆先生吃了正餐和零食以后,怎么报答刘明浩,苏城是毫不关心。他就一门心思的算着刘明浩挖来的带枪战士有多少,资料有多少,然后换算成油井设备送给夏米尔。
军火生产线谈起来是很麻烦的,不光要谈生产线的价格,还要谈授权、购买价格等等。相形之下,苏联的研究员们就痛快多了。
国家能源研究所虽然是俄罗斯联邦的重点单位,但稍微有点名堂的克格勃要么是辞职了,要么也是腆着肚子在院子里晒太阳,最多派两个人到研究所来巡视一圈。
研究员们不好直接拿出资料来,就将所里的资料复印出来。
刘明浩派两个俄罗斯,直接开辆卡车等在国家能源研究所的门口,研究员们来上班了,就从车里顺手拿一叠复印纸,进到研究所里点个卯,转身就将复印纸变成了资料,有的还细心的编个号,然后再丢回到门口的卡车里,一言不发的从某人手中接过一张绿色的美钞,以及更多的复印纸。
几天下来,一辆卡车就被迫变成了两辆卡车的倒班制度。刘明浩还从善如流的买了几台复印机,以解决能源研究所内复印机不足的瓶颈问题。
复印机放在临近的小商店里,能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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