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工厂主和工人的矛盾就愈激烈。
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动乱，看似交杂在一起，但其实分开的。
首先，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城市的运动完全是保持中立的，城市的动乱，不能蔓延到乡村。
新兴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理由站到农民和地主的当中，不管保护后者而反对前者，还是反过来，都无所谓。
尽管工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完全对农民产生的，但是，城市的运动的任务也绝不是唆使农民去反对地主，土地贵族在帝国所起的作用很难撼动，再说，城市的革命者即使想要影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也是很小的。
这种关系要由，也只能由地主和农民他们自己来确定。
但也不是确定的，因为陆恩实际上是城市工人们的实际领袖，他是可以侧面影响到联合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理解内，目前的态度是双重性的。
因为，为了日后更好的活动，新兴阶级对农民和地主间的纠纷，不能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条件下都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一些条件下，在一定的局势下，应当采取直接支持的态度，但当局势改变，甚至可能需要反对农民们的自我解放。
目前的帝国高等议会在制定帝国的土地纲领和土地策略上的全部困难，就在于怎样尽量明确地规定利益的划分。
为了更大程度上的迷惑帝国的判断，新兴工人必须仔细确认在什么条件下必须采取中立态度，在什么条件下必须采取支持农民，甚至是“唆使农民”的态度，在什么情况下甚至需要支持土地贵族。
而在另外一面，土地斗争里，并不是单纯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存在着四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都各不相同的阶级，即：土地贵族，富裕农民和部分中等农民，以及无产农民。
关于这个问题，陆恩目前只能有一个想法，这是他冷静考虑农民中各种不同的成分所做出的的决定。
首先，必须要同农民有产阶级一起反对一切农奴制和反对农奴主，也就是土地贵族；
其次，同城市的新兴工人阶级一起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这就是农村无产者人的“路线”。
换句话说：如果农民以正确的，试图反抗面貌出现，就支持和推动他们，去帮助和唆使他们剥夺“神圣老爷”的“财产”。
如果农民以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面貌出现，就对他们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
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如果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和巩固，就帮助农民；
最后，如果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只是与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毫不相干的土地占有者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帐务清算，就对农民采取中立态度。
在农民问题上采取冒险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陆恩深思了许久才终于确定了上面的结论和准则。
尤其是在针对富裕农民阶层上面，他苦思冥想了许久。
因为，农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工具和全部财产至少有一半掌握在富裕农民阶层的手里。
这个阶层如果不雇用雇工和日工就不能生存，因为他们的土地多到自己耕种不完，普遍都有五十亩以上。
毫无疑问，富裕农民阶层是敌视农奴制度、土地贵族和官吏的，它能够成为反抗的带头者，但是，更没有疑问的是，它是敌视农村无产阶级的，它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将原本的无产农民变成供他们使役的劳工，同时不再受土地贵族的钳制。
同时，在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地位上具有农奴与富农两个对立阶层各自的特征，他们是最混沌的阶级，总是一会这边，一会那边，稍稍一鼓动就这样动一下，那样动一下。
因为中等农民具有“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他对自己那一点点产业恋恋不舍，生怕丧失这点小产业的心理迫使他甚至拒绝任何关于“公平”的思想并反对一切宣传，他们在尽力维持自己小业主的地位并竭力阻碍经济的发展。
可他们也想去反抗啊，因为他们也是被压迫的人，他们时常从土地贵族或者资产归中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却是与以上两个阶级彻底“分离”，对他们而言，没有“老爷”就没办法“耕地”。
而且，所有的农民都表现出同样的特征，那就是由于他们通常被土地束缚在一个地方，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闭塞无知和奴才性。
但同时，因为这些祖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他们把自己的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一起并树立了对浸透先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
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复杂的农民，他们有着对自身所处土地的热爱，却也有着对外界无知冷漠的态度。
他们同时有着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性，整个阶级极为矛盾，内耗非常严重。
所以陆恩才一直认为，运动需要以新兴工人阶级为主导，因为实际上……农民是不可信任的，至少是不可以完全信任的。
但归根结底，不管农民的不自觉性和反动性的某些表现有多么严重，但是实际上陆恩一直都很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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