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胡杨的外公是个地主，母亲许乐心是地主之女，在成分划分上属于地主分子。
那时候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成份的人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不少人都逃不过那劫的。
其实当时“运动”再怎激烈、疯狂，对粤省沿海农村的冲击远远没有中原地区那么强烈。
一来是天高皇帝远，二来是这边的人向来都不怎么关心政治。
即便是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热情高涨，大多数平民百姓日常该干嘛还是会干嘛。
觉得这与自己无关。
哪怕影响到这里，但威力已经减弱很多了。
就像粤省每年都遭受的台风一样，自登录陆地后，被沿海地区的山陵草木阻挡，风势急剧降低。
因此，面对那场“运动”，更多的是担忧是否会让自己的生活重新掀起波澜。
当然啦，最重要的是许乐心她只是公社中一个很普通的社员，没有高官厚禄，被揪出来批斗的概率很低。
再加上那时候许乐心已经嫁给了胡杨父亲，加入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
而且她又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相反手脚还很勤快。
用当时的话来表达，她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哪怕成分高一些，凭良心说句公道话，公社里的人对她的勤劳都得竖起大拇指夸赞一句。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大家对勤劳苦干的人都会由衷佩服。
所以即便在背后说她傻，但也打心底敬佩像许乐心这种默默辛勤工作干活的人。
华国能够从一片废墟中崛起，靠的不就是这种“傻子”吗？
最初的时候许乐心还有些害怕那场动荡是否会波及到自己和家庭。
甚至为了不影响这个家，拉高家庭成分，都准备与胡杨父亲胡昌铭离婚呢。
胡昌铭自然强烈反对，他说既然敢娶你，就敢承担所有后果，要是跟你离婚，我这辈子都别想睡个好觉，心里不安。
胡道奇更是握着一把柴刀在村里放话，谁敢乱来，他就记住谁，以后别走夜路。
这时候的农村，乡土观念还是很重的。
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平时干活都凑在一起，就算有点小摩擦，想趁此机会报复。
也得掂量下胡道奇带血的警告。
万一他真给自己来个狠的，那绝对是得不偿失。
另外胡姓也是村里的第一大姓，人数最多的，彼此间也尚未出五服，拜祭祖先时也都会在一起。
原本有家里人护着，许乐心是没什么危险的。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胡杨外公生前是地主，自然会有些佃（dian）户的。
而柯建仁他们家往上几辈都是胡杨外公家的佃户。
若是胡杨外公是个为富不仁，坏到骨子里，九出十三归的无良地主，其后代遭到报复，也勉强可以理解。
但是相比其他高达五成租子的地主，胡杨外公只收佃户两成租，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股清流。
用后世的眼光和思维来看，20的收益都要归地主，自然也是黑的冒青烟。
可在当时普遍三四成租子的年代，已经是非常低的了。
否则当初打地主分田地时，胡杨外公病亡后，除了柯建仁家外，其他佃户分到田地后都不愿意再欺负胡杨外婆她们孤儿寡母。
甚至在柯建仁家想继续迫害，都默默联手阻拦。
这些都是以前夜晚看星星的时候，母亲许乐心抱着自己的时候，回忆过去时说的。
一饮一啄，皆有定数。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也过去这么久了。
万万没有想到在“运动”期间会再次遭祸。
九年前七岁的胡杨已经开始记事了，他难以忘却那个阴雨天，手臂上绑着一根红丝绸的柯建仁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
把正在缝补衣服的母亲给绑起来拖出去批斗。
年幼的胡杨背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哭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本能的跟着大姐和二姐用挑担打那些坏人。
后来听大姐胡春梅说母亲被柯建仁他们带走后戴高帽，一种用铁焊成帽子，外表糊着浆糊的帽子。
还在大队部前开批斗大会。
只不过批斗大会刚刚开始十多分钟，就被村生产队队长胡道强带人阻止了。
说许乐心已经经过改造了，不是地主分子。
村里人与柯建仁他们这帮外人对峙起来。
最终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柯建仁放狠话说会再来的。
被送回家的母亲，当天就生了一场大病，为此还落下病根。
第三天，跟着生产队出海捕鱼的胡道奇和胡昌铭终于回来了。
他们父子俩听完家里的遭遇后，没有大发雷霆放狠话，只是晚饭时喝了两斤白酒，在月色笼罩下带着刚刚磨好的柴刀出门了。
隔天就听到柯建仁他们那帮绑着红丝绸的投机分子被人袭击。
其中柯建仁的父亲被打断了一条腿，脸上挨了一刀。
柯建仁本人右手被砍掉三根手指。
还有同行两人被砍到手臂和肩膀等地方。
虽然他们报案了，但公安干警们早就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厌烦，觉得他们就是一根搅屎棍。
偏偏又无可奈何，很恶心。
调查过程中自然出工不出力，再加上他们得罪的人太多，有怀疑对象也没证据啊。
这事最后自然不了了之。
然而农村就是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村里很快就有小道消息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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