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研究指出，象棋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性格。例如东西方民族都强调国家领袖于国于民的重要性，所以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都以“王”的存亡作为战局输赢的标志。不同的是，国际象棋多了个法力无边的“王后”，左冲右突，英勇无比，是权力地位与才能的高度统一，这是西方民族固有的妇女观和权力观的体现。
与中国象棋遵循官越大越无能的传统不一样，国际象棋中的“丞相”不是一个只会围着皇帝脚跟转的儒士，而是颇有能力冲锋陷阵的勇士。国际象棋中的每个成员的自由度和整个棋局的激烈度，都要比中国象棋大。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西方民族自由、奔放、动荡的性格。而中国象棋则比较雍容、庄重、典雅，因此不懂得中国哲学中那套以柔克刚、以近致远、动静有致的奥秘，而只会蛮冲硬打者，肯定是下不好中国象棋的。
如果说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以静制动”传统性的象征，那么西方民族则比较尊重个人奋斗的意义。正因为此，在国际象棋中，一个小小的士兵奋战到对方底线时，可以随意成为任何一位权威，这对权力地位“先天命定”的中国象棋而言，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象棋产生于封建时期，它全息地映射着封建的社会秩序和等级lún_lǐ。由于各自植根的沃壤不同，中国象棋的艺术和棋理折射着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东方民族文化精神；国际象棋的内蕴则体现着宗教笼罩下的西方民族文化精神。
君王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以夺取对方君王为胜利成了象棋艺术的灵魂。这一点东西方不谋而合。细微的区别是，中国象棋的王称“帅（将）”，是忌讳“犯上“的缘故；国际象棋没有此类顾虑，文字上自由得多。中国象棋的“帅（将）“，不能出“九宫“，且有“士、象“充当专职护卫力量，始终扮演着幕后指挥的角色，这些对“帅（将）“，的特殊保护是“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至上的写照。君王是国家的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国际象棋唯有“王车移位“的特点关照，稍不留神还会失去该权利，“王“可在棋盘上任何一格自由往来，随时可能御驾亲征，对“王“的保护通过其自身灵活机动的躲闪来实现。这与中世纪欧洲频繁的民族征战迁徙相关。中国象棋的“帅（将）“不能“对面“，可洞察出儒家礼义的熏染；国际象棋的“王“可以面对面厮杀决斗，隐见血亲复仇的烙印。
古代中国，妃嫔媵嫱处于被玩弄的地位，故中国象棋根本没有“皇后”、“王妃”的位置；国际象棋则不然，“王“的旁边是仅低于王的、地位显赫的“后“，“后“是最灵活、最有力、活动范围最大、威胁最强的棋子，表现出在西方“后“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等往往起着仅次于王的作用。
中国象棋的“士“是宫廷卫士，司“九宫“安全，不离“帅（将）“左右；“象“是臣相，只能于本土飞来飞去。如此宠大的护卫部队削弱了攻击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增强了防御体系，即使前线战士全部马革裹尸还，也可能杀和敌军的骚扰，这些反映出中国君王传统的求稳怕乱的心理和习惯。国际象棋没有后勤人员的设置，它的“象“是指教士，分黑的格象，能满盘飞舞，黑格角的格象各司职互不相交，暗示着东正教、天主教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中国象棋的“兵（卒）“只能一步步向前走，不能后退，虽有“过河小卒当小车“之说，但它终究是“卒“，到头无非一“老卒“而矣，隐喻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愚民信条。国际象棋的“兵“虽然也只能前进，但它走到对方底线可开格为“王“之外的任何一子，这展现了西方进取、升迁的yù_wàng和机会。象棋有法度森严的精神，中国象棋对棋子的限制尤为突出，区区十六个子有五个不能过河，“士、象“有法定的路线，“马“有拐脚之制约，纵是千里马一旦受制也难以纵横驰骋，表现着压抑个性的封建体制。国际象棋没有对棋子的过多约束，反射着西方豪迈不羁、自由奔放的个人发展。
象棋尚刚，要求积极拼杀作战，棋子运动能力越强越有优势。道家思想的融汇，中国象棋战法中发扬了阴柔的一面，像善守的反宫马屏风马即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及现代意识的渗透，国际象棋向着多元化发展，如浪漫主义学派、局面开派、俄罗斯学派、苏联学派、现代主义学派等。
近闻有人发明了中国国际象棋，在中国象棋的主干上嫁接国际象棋的枝叶。这能否是东西方文化趋于“大同“的力证？
我国象棋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但究其源头，众说纷坛，尚难断论。战国时期宋玉所著《楚辞》招魂篇里有“蓖蔽象棋，有六博些“说法，提到了象棋。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但当时的“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六博棋，不是现代形制的象棋。
六博棋由两人对弈，每方六子，有枭、卢、雉、犊、塞五种棋子，前四种棋子双方各一枚，最后一种棋子“塞“各两枚。枭为首，即主帅。《说苑》载有“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说：足下燕居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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