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康义结兄弟，然而两人始终怀有异心。穆念慈姊姊是好人，为什么对杨康却又死心塌地的相爱？拖雷安答和我情投意合，但如他领军南攻，我是否要在战场上跟他兵戎相见，杀个你死我活？不，不，每个人都有母亲，都是母亲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的抚育长大，我怎能杀了别人的儿子，叫他母亲伤心痛哭？他不忍心杀我，我也不忍心杀他。然而，难道就任由他来杀我大宋百姓？”
“学武是为了打人杀人，看来我过去二十年全都错了，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有害人。早知如此，我一点武艺不会反而更好。如不学武，那么做什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以后数十年中，该当怎样？活着好呢，还是早些死了？倘若活着，此刻已烦恼不尽，此后自必烦恼更多。但若早早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又何必这么费心尽力的把我养大？”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胡涂。”
接连数日，他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在旷野中踯躅来去，尽是思索这些事情。又想：“母亲与众位恩师一向教我为人该当重义守信，因此我虽爱极蓉儿，但始终不背大汗婚约，结果不但连累母亲与蓉儿枉死，大汗、拖雷、华筝他们，心中又那里快乐了？江南七侠七位恩师都是侠义之士，竟没一人能获善果。洪恩师为人这样好，偏偏重伤难愈。欧阳锋与裘千仞多行不义，却又逍遥自在。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管不管正义、邪恶？”
他在旷野中信步而行，小红马缓缓跟在后面，有时停下来在路边咬几口青草。他心中只是琢磨：“我为救撒麻尔罕城数十万男女老小的性命，害死了蓉儿，到底该是不该？这些人跟我无亲无故，从不相识。为了蓉儿，我自己死了也不懊悔。我求大汗饶了这几十万可怜之人，大汗恼怒之极，几乎要杀我的头，而我的同袍部属又个个恼恨我不堪，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的攻城破敌，却因我一句话而失了抢劫掳掠的乐趣。我为这些不相识的人害了蓉儿，也几乎害了自己性命，得罪了大汗、部下、好朋友，是不是蠢笨之极？蠢当然是蠢的，但该不该呢？”
“六位师父、洪恩师、我妈妈，总是教我该当行侠仗义、救人危困，不该为了自己的好处，见人危难而袖手不顾，有人残杀无辜、伤害良民，该当奋不顾身的救援。金人来侵我国家、害我同胞，必须为国为民，奋起抵抗，自己生死祸福，不可放在心上。如果大汗要屠的是临安城，要清洗的是济南城，他下令要杀的都是我中国百姓，这千千万万转眼便死的都是我中华同胞，我不顾蓉儿，不顾自己性命去救他们，当然是对的。大丈夫该有仁人义士之心。洪恩师常常说的：‘义所当为，死则死耳！’有什么了不起？然而花剌子模不是中国，撒麻尔罕城中的男女老幼不是中国人，他们说的话跟我不同，写的字跟我不同，眼睛、头发的颜色、相貌全跟我不同，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为什么见到蒙古兵提枪挥刀要杀他们，心里就不忍？就此拚了自己性命，害了蓉儿的性命？我是不是大大的错了？是不是见到有人遭逢危难，是自己父母、师父、朋友，是我心爱的蓉儿，就该奋身相救？不相干的人就不必救？”
“洪恩师甚至见到西毒叔侄这样的大坏蛋在海里遇难，也要出手相救。该做的就是要做，是中国人该救，外国人也是人，也应当救，救了之后对自己利不利，就不该理会。洪恩师明知救了西毒之后，对自己不利，他还是要救，后来果然给西毒打得重伤，险些丧命。他一点也不懊悔，对我们总是说：见人有难，必须相救，后果如何，在所不计。他说：所谓行侠仗义，所谓是非善恶，只是在这个‘侠’字，在这个‘义’字，是便是‘是’，善就是‘善’。所做但求心之所安，倘若斤斤计较于成败利钝、有利有害、还报多少、损益若干，那是做生意，不是行善做好事了。凡是‘善’事，必定是对人有利、而对自己未必有利的。咱们做人讲究‘义气’，‘义’就是‘义所当为’。对！师父教训得是！中国人有危难该救，外国人有危难也该救！该做就要去做，不可计算对自己有多少利益？”
“如果我在大沙漠中渴得快死了，一个撒麻尔罕的牧人骑了骆驼经过我身边，他水袋中清水很多，会不会给我喝一点？虽然素不相识，他还是会给我喝的。这就是‘义所当为’！”
“我救了撒麻尔罕人，害死了蓉儿，该不该呢？不，蓉儿不是我害死的，是欧阳锋追她追入了沼泽流沙。我拚了命要救她，不过救不到。我宁可用自己性命来换她的命，不过她死的时候不知道，现下她死了，她在天有灵，该当知道了。我不是为了要娶华筝而求大汗饶了撒麻尔罕城几十万人性命，她知道我想娶的是她，她知道的，她知道的！”想到黄蓉一死，或在天上，或在阴世，便什么都明白了，知道自己真心爱她，不会错怪了自己；倘若她没死，那当然更好，错怪了自己也不打紧。“最好蓉儿没死，心里怨我怪我，都不要紧，从此不理我，我也情愿，她去嫁了别人，我也情愿。总之她没死就好了！”想通了这一节，纠缠不清的烦恼便理清了不少。
这日来到山东济南府的一个小镇，他在一家酒家中要了座头，自饮闷酒，刚吃了三杯，忽然一条汉子奔进门来，指着他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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