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囚犯在受审地就已经在脸上被烙上了“刺配沙门岛”等字样，长达七寸左右。到了沙门岛，就被岛上的驻军昼夜监禁着。此处的驻军属于水军编制，配有一定数量的船只。宋景佑三年前，竟发生了囚犯盗船逃跑事件，惊动了朝廷，此后对船只的管制就严厉多了。
到了宋庆历三年，登州郡守郭志高，上书奏请增派三百名水兵专门戍守沙门岛，并配置当时速度最快的刀鱼船，以便加强对罪囚的管制。
囚犯们到了沙门岛，每天者要服工役，而且很任务很重。《读史方舆纪要》载：“乾德元年公元年，女真国遣使献名马，命益蜀登州沙门岛民税，令专治船渡马。”可见，沙门岛囚犯所服工役主要是指是养马、造船等事务。
被判流放沙门岛的那一刻，可以说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那里简直是宋代人间的修罗地狱。《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嘉佑三年，京东路转运使王举元向仁宗皇帝报告说，发配到沙门岛的犯人，“如计每年配到三百人，十年约有三千人，内除一分死亡，合有二千人见管，今只及一百八十，足见其弊。”
按王举元的说法，在当时的刑狱体系中，犯人死亡率达三分之一，即33左右尚属可以接受的范围，而沙门岛死亡率竟高达94，实在是于过于惊悚了，让人难以置信。
官修的《宋史·刑法志》中，有一处提到刺配沙门岛的罪囚“至者多死”，另一处说广南“春州瘴病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即死亡率高达80-90。
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缺粮。沙门岛的供粮实行自给自足制，由岛上的80多家岛户供给。一开始，发配来的囚犯人数不多，囚粮供给还跟得上。后来，各地索要的送囚名额越来越多。
沙门岛的管理当局一直是军方的长官，所以沙门岛也称沙门寨，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审刑院将此岛额定刺配人数由200人，增加到300人还远远满足不了各地的需求。朝廷只提供300人额定口粮，但由于刺配沙门岛是是朝廷的定制，刺配最多时犯人达1400人左右，口粮供应不上送过来的犯人大量增加，狱卒人数也必须与之匹配，于是岛上人满为患，岛户们有限的粮食产出根本无法不够分，遭殃的当然是囚犯，于是成批饿毙。
熙宁时代，寨主李庆更是丧失人性，没有足够的食物喂养这些囚犯，索性将超额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虐杀罪囚700余。由此看来被刺配到沙门岛的流犯的命运极为悲惨，生杀予夺由沙门寨主一手遮天，犯人昼禁夜囚，与死为邻。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朝不保夕。
天禧三年，两位文官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索贿未遂，诬陷谋反，杀死二人。其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结果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囚犯死亡率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沙门岛的监押条件太差。大量囚犯挤在窄小破陋的监房中，而且根本谈不上医药条件，一旦发生传染病，就会迅速蔓延酿成瘟疫，造成大量囚犯病死，有的病囚还没咽气，就被扔进海里活活淹死。
由于粮食严重匮乏又无医无药，沙门岛只能残酷地演绎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就是让岛上的犯人始终保持在二百人以内，否则就都没法生存。因此不管配来多少犯人，超过岛上的承受范围就要淘汰掉。狱卒们为了维持这一局面，甚至会将健康囚犯以各种手段迫害致死。
是以在《水浒传》第17回，当济州府尹听到梁中书派来的人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这句话时，竟吓得魂不附体。为了让手下的提点狱邢何涛尽快破案，也来了个上行下效，只给他十天期限，还在他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进行施压。
文官在宋代很少被直接杀头，基本上只是被降黜，被流放，换个地方继续吃皇粮，皇帝哪天心情好了还能回到汴京做官，宋代几进几出的大官翻遍《宋史》，比比皆是。
比如苏东坡就曾经被流放到黄州（徐州），在当地留下了黄楼，后人曾把他在这期间所作的诗文编成了一本《黄楼集》，最远的是海南岛，只不过豁达的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当时的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
据说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可见医疗条件和原始社会有得一拼。
内地人始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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