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举例说一下包拯的工资：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
包公还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这个额外享用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预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包公每年的年收入有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麦一百八十石、绫十匹、绢三十四匹、罗两匹、绵一百两、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把这些东西全部依照当时的市价折算成铜钱的话，包公每年的收入大约在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
而一个普通宋朝人一年的收入只有250贯左右，对于武大郎这样卖炊饼能迎娶白美金大嫂来一次金屋藏娇，能在县城主要街道能够买一栋二层的小别墅，这赚钱能力不容小觑。
宋朝为了社会安定，豢养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据统计，在北宋仁宗时期，宋朝军队数量达125万，而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提到唐玄宗开始穷兵黩武的天宝年间，天下镇兵数量是49万。这支军队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除了一部分常年在边境作战的边防军士兵外，大多数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相当差。
在宋仁宗年间，这125万士兵花掉了4800万缗钱，而这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这125万军队分别是40多万驻防在西北与西夏接壤的土地上，30多万人驻防在河北与辽国的边境线上，还有30多万是京城的中央禁军。西北军因驻扎民风彪悍陕西，又长期对夏战争，因而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
北宋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和乡兵三部分，其中厢军和乡兵战斗力相对较弱。厢军和乡兵一般做一些最脏最累的后勤保障工作。
北宋政府本身不产生任何收益。上述对于官和兵所有的开支，均来自于百姓的赋税。换而言之，在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宋朝官员的数量与工资提高了多少，宋朝士兵的数量与军饷增加了多少，那么老百姓所交的税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多少。
宋朝政府也不可能全指望百姓的赋税，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也不会太高。事实上，宋朝财政收入的另一大来源是遍布全国的国企。宋朝除了盐铁之外，米、油、醋、茶、酒、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都采取了国家专营的策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质次价高，实际上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比如北宋时期当时陕西关中吃的青盐（从青海运来的盐）每斤不过四五文，而后来北宋政府垄断了青盐的售卖权之后，青盐的售价涨到了44文。盐犹如此，其他的东西也就可以想见了。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这个有点复杂，我后面慢慢来说）之所以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是因为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国企的经营范围，比如青苗法实际上是国家通过贷款的方式赚取收益、市易法和均输法是国家成立商贸公司来统一收购和经营，这些政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拗相公’，很多东西又不和人打招呼，每次发布出来硬邦邦的，执行过程中又拉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进来，结果不言而喻。
宋朝的经济繁荣颇有点类似于前苏联，所谓的经济发达，仅从gdp上看的确如此，但却已经丧失了向前发展的活力。它们同样军事工业极度发达（宋代军备的质量与数量是公认的高，《武经总要》有明确的描述）、国营企业占绝对主导并控制了国民命脉、北宋后期官员数量极多且贪污腐败极为严重、保持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军费开支远远超过民生支出，这样一个大厦将倾的危卵之国，灭亡是迟早的事。
最后说一下气候的问题，在称为第三小冰时期（从10世纪末到12世纪末）内，平均气温下降了有1.5摄氏度，冰雪，暴雨，冰雹逐渐增多，和洪灾相对的是旱灾，旱灾经常伴随着洪灾接踵而至。在某些年份，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都被薄冰覆盖，这是难以想象的。这同样会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而据史料记载，爆发的各种灾害加起来，整整是唐朝的2-3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可惜《剑桥中国史.宋朝》只有英文版，还有一本《讲谈社.宋》）
黄河之患：气温上下波动，北宋政府对疏浚河道的疏忽，黄河中的淤泥和黄土（被河水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陕西携带而来），的重荷不仅减缓了河水的流速，也堆高了河床，引发河水冲垮南岸的堤坝，使河水淹没低地。1019年，河水冲垮堤岸闯入北岸的滑州府城，在山东西部形成一片巨大的沼泽。机缘巧合之下，梁山地区的河、湖、沼泽成为绿林好汉们的大本营。
北宋末年，1120年秋方腊由花石岗之祸起来造反，方腊利用摩尼教（明教）组织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方腊才是真正的称之为造反，北宋都把边境最能打仗的西军都掉过来平叛了，方腊内部也出了问题，结果不言而喻，才五个月的时间，在南方称帝的方腊便被剿灭了，但宋朝整整损失了7万的正规军（后面我会重点写这一段历史的）。
1119年12月，宋江聚集36个人，在京东东路所管辖的黄河以北地区起义，专打社会上的不平，杀富济贫。由于宋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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