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饭后，石印馆老板送来十套刚刚印出的《滋水县志》。蓝色硬质纸封皮，二十九卷分装成五册。朱先生接住散发着墨香气味的志书，折膝跪拜在地：“请受愚夫一拜。”石印馆老板慌忙搀扶起朱先生，吓得脸都黄了：“天爷爷，我这号俗家弟子咋受得起！”朱先生潸然泪下：“我在这世上的最末一件事办成了，我就等着书出来哩！”
那一天，朱先生走进县府，新任的县长认不得朱先生，朱先生也不认识县长。因为国事频仍，新来滋水的大官小吏多已不再拜望本县贤达绅士，一来就投入急如星火的征粮征捐征丁的军务大事当中。新任县长姓巩，脸上有稀稀拉拉几粒麻点，一看见朱先生，劈头就问：“你是哪个联保所的？壮丁征齐了没？”朱先生笑笑说：“我不在联上，也没在保上，我在书院编县志。”巩县长自觉闹下误会：“那你去编你的县志，到这儿乱串啥哩！”朱先生说：“县志编完了要付印，给编纂先生的工钱也该清了，请你给拨一点经费。”巩县长脖子一仰：“哪里有钱呀？”朱先生说：“用不了多少钱，少买两杆枪就足够了。”巩县长瞪大眼睛问：“你说这话味气怪怪的，倒像是共匪的口气？”朱先生笑着说：“巩县长快甭说傻话，共党要是听见你这话该兴蹦了！”随之用求乞的声调说：“你指缝松一下漏几个零钱给我印书，不过少买两杆枪嘛！”巩县长已不耐烦：“你闲得没事干啦，编什么县志！也不睁眼看看时势？你快走吧，我还忙着！”朱先生红着脸说：“你把我轰出房子，你真是个好县长。我还没给人撵过，今日真是万幸！”
朱先生还不死心，于无奈中找到石印馆，对老板说：“你算一下得多少钱？”老板说：“我印先生的书不赚钱，过去印过几回不赚，这回还不赚。可当今纸张油墨都涨得翻了几个筋斗了。”朱先生说：“我只印十本，你算算吧！”老板仍然不摸算盘不算账：“印的越少越赔钱。”朱先生便向老板学说了被巩麻子轰撵出来的耻辱，特意说明此稿凝聚着九位先生多年的心血，是一部滋水县最新资料的集结，生怕火烧水淹雨淋鼠啃失传了，现在印出十本留下底本，等到太平盛世时再扩印。朱先生说：“你不算账也好。你算了也是白算。我手里没钱。我伐书院一棵柏树送你百年之后作枋板，在我算是顶账，在你算是义举。”老板左手一挥，就显得干脆豪爽：“不说了，啥话也不说了，我印！”
朱先生花了五天时间，亲自把八套县志分头送给编纂过它的八位先生，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八位先生散居在滋水县的山区河川和原上，朱先生趁送书的机会又一次游览了滋水故地，感受愈加深刻：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县的滋水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川山依旧，而世事已经陌生，既不像他慷慨陈词、扫荡满川满原罂粟的世态，也不似他铁心柔肠赈济饥荒的年月了。荒芜的田畴、凋敝的村舍、死灰似的脸色，鲜明地预示着：如果不是白鹿原走到了毁灭的尽头，那就是主宰原上生灵的王朝将陷入死辙末路。这一切摆在那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无需掐算卜卦。然而朱先生自己再不能有一丝作为了，这毕竟不是犁毁罂粟，更不是放粮赈济那种事。朱先生把第九套县志托人转送给那位“好人难活”的县长，剩下最后一套留给自己。做完这些事，朱先生顿时觉得自己变轻了，对妻子朱白氏说：“我的事办完了。把怀仁怀义和媳妇叫来，咱们一家子在这儿吃顿团圆饭。咱们都该离开书院了。”
朱白氏托人捎话叫来了两个儿子和大儿子的媳妇。媳妇怀里抱着个满身都是乳香的男孩。朱先生把孙子接到手时举到脸前，像是鉴赏一件贵重物品，随后就对着哇哇哭叫的孙子朗声说：“爷爷重见天日就靠你罗！”朱白氏不在意地接过孩子咕哝说：“你对奶娃儿也说些不着天不着地的话。”大儿子怀仁以为父亲对孙子寄予厚望而满心欢悦。二儿子怀义站在后头，不太关注父亲对侄儿的评头论足，有点冷漠地瞅着侄儿被传来接去，又回到嫂子怀里吸吮奶子。午饭时，朱白氏破例炒下四盘菜，两荤两素，主食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喝的是煮过小米的稠汁汤。朱先生的心情特别好，把盘里的菜先抄给朱白氏又抄给儿媳妇，接着再给大儿子小儿子碗里抄，温情厚爱尽在那双竹筷子上流动。儿媳竟然被公公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
午饭后的阳光温暖柔和，朱先生和妻儿老少坐在阳坡下晒暖暖，这是难得的一次合家欢聚的机会。大儿子怀仁长到十六岁，朱先生就把他送回老家去操持家务，过二年给他娶下一个媳妇。二儿子怀义也是长到十六岁送回家去，让他和哥哥搭手耕作土地管理牲畜。他让他们在他膝下读书以识礼义，然后送他们回老家去独立生活，做一个自尊自重自食其力的农人，绝不许他们从政从军甚至经商。在大征丁和大征捐税的起始，朱先生只暗示儿子如数交纳粮捐，却把小儿子怀义隐匿在书院里。田福贤的保丁寻到书院，朱先生说：“我那年为打倭寇要当兵，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结果呢，泡儿闪了去不成了，在国人面前放了空炮，说了假话，丢光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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