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期，苏联援助中国的伊—15、伊—16刚进入中国时还能勉强和九六式舰战对抗，但随着九六式舰战不断改进，以上两款苏式战机已完全落后。
更别说随后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的零战。
出于对日军新式飞机先进性能的不明确，中国空军总部下令，如果遇上这种战机采取暂时回避的措施，不与它空战，因为自从苏联志愿军撤离中国后，苏联对中国战斗机的援助也大幅减少，中国目前的战术还是以驱逐鬼子的轰炸机为主。
所以，中国战斗机部队仍然按照以往的办法对付日机，遇到没有护航的鬼子轰炸机全体围攻，遇到鬼子战斗机，特别是单发战斗机则规避，即便是遭遇战也要遵守周至寒上校的建议，打一波俯冲后立即撤退。
中国空军的这种战术，鬼子很快摸清后也制定出对策，那就是逼着中国应战，即每次轰炸机投弹，护航战机都不出现，只要中国战机升空拦截，护航战机立即出现围攻，如果中国战斗机退居三舍，那么日本的轰炸机就会一波连着一波，对某个地区发起连续打击。
在日本轰炸机的进攻下，因军方保密而不知中国空军几乎到了无米下锅境地的地面部队和老百姓，都对空军怨声载道，这对飞行员们的打击很大。
空军之所以保密实力，是因为一旦让日本人知道中国空军几乎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话，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会受挫，日本人会更加嚣张，肆无忌惮。
面对日军的地毯式轰炸，以及不知原因的国人唾骂，连连避其锋芒的飞行员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请战。
经过多次开作战会议后，中国空军高层无奈决定，既然中日空中决战终究避无可避，那就干脆集中所有力量，以大型战斗机群来应对日军的挑战。
做了这个决定后，原驻防重庆白市驿机场的第4大队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与原驻防那里的第3大队和第5大队共同编组，集结整个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力量来对抗不知名的新式日本战斗机。
然而，正是空军总部在唾骂声中被迫做的这个决定，给中国空军主力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
霍顿先生专门让货轮在夜间到达香港，码头的上人他都很熟，再加上有刘先付和卓泽华他们的上上下下打点，周至寒很顺利就把梅塞施密特从货轮甲板开到一处码头陆地上。
周至寒需要驾驶梅塞施密特先走，卡伦和刘先付，卓泽华他们一起走。
另外，空军专门派人秘密来到香港，因为船上还有梅塞施密特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是在英国各处梅式坠落点收集到的，需要经过各种途径运回国内。
这天早晨，中国广东战斗机部队接到空军前敌总指挥毛邦初的电话，将会有一架德国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在机场降落加油，这架飞机上会有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人的标识，加好油，保养好后，立即给这架战斗机换装。
中午。
成都太平寺机场。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人早已等候多时，他们之前接到广东机场发来的电报，周至寒上校已经出发，前往重庆。
广东战斗机场的指挥官非常兴奋的告诉周至柔，周少校驾驶的这款战斗机爬升时的速度让人咋舌，有了这架战斗机，咱们就能好好震慑一下小鬼子这些狗娘养的。
周至寒刚出发，空军部就对“预行警报网”发出指令，只要看见有一架他们从未见过，机身上绘有青天白日的战斗机经过各处“预行警报点”的上空时，不需要示警，以免给群众带来不必要的慌乱。
这时候的中国甚至日本都没有雷达这种先进的防空设备，为了防止日本人的轰炸，中国空军逐步摸索经验，建立以人力与电话、电报等通讯为主的防空监视哨系统，利用各处制高点观察日机的动向，这种土办法虽然耗费大量人力，但对此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却是极为有效的。
日本飞机袭击重庆的路线，在当时是固定的，鬼子一般从汉口机场起飞，沿着长江西行，经过宜昌前线时，重庆与成都各地的监视哨的土系统就会提前预警。
警报分为三个级别：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
自从重庆隧道大惨案过后，政府怕临时疏散不力，便设置一个庞大的“预行警报网”，这种办法就是在高处矗立高杆。
一般来说，日本轰炸机只要飞过宜昌，就必定是前来轰炸无疑，于是就在各高处的杆头上竖起一个黑色大球，表示日本的轰炸机前往重庆或成都，夜间则会悬挂起红色大灯球，已达到醒目效果。
看到挂起的球，人们就开始警惕，商店关门，学生放学各自回家，工人离厂，农民离田。
如果日本飞机飞过巫山，则悬挂两个球，飞过万县，则悬挂三个球，表示小鬼子从这里脱离长江地标，继续向西面飞行，重庆和成都的空袭警报可以解除了。
如果日本机群在南充附近拐弯朝南飞，以嘉陵江为地标直奔重庆，重庆就会发出空袭警报，用汽笛发短声，断断续续响三分钟，当时人们只要听到了这种警报，顿觉毛骨悚然，如同大祸临头，放下手中一切，赶紧找地方躲避。
后来日本鬼子想出了一条诡计，当他们轰炸过后，顺长江飞回汉口，掉头往东，等到防空警报解除时，突然杀个回马枪，立刻就会上炸的人仰马翻，损失惨重。
于是，各处预行警报点摸索出经验，只要日本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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