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侥幸，参加完洛阳军事会议后，跟随蒋委员长一同到西安的何应钦，因为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于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乘坐飞机返回南京，同机的还有军统局局长戴笠戴老板。
由此而躲过一劫，其他的军政大员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何应钦似乎未卜先知，因为他离开西安的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
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以及后世的史学家也颇为疑惑，民间流传这各种版本，但归根结底给出的结论，只能用侥幸两个字来形容。
“现在，西安情况不明，因事发突然，变故骤起，委员长及各位长官，均已成张杨二人之人质，现多方协商，寻求一个稳妥之办法，一切以保护委员长之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
实际上，把蒋委员长拘禁后，下一步该如何走，究竟要怎么做？张杨二位并非成竹在胸，对西安下一步的具体方向，还很模糊。
十二月十一日夜晚，张学良宣布“兵谏”行动计划时，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就问过他，把蒋某人抓起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复是，先抓起来再说，只有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至于答应到什么程度，心里着实没有谱儿。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命令手下的亲信文职军官，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命令亲信的武职高级军官，组成一个参谋团，负责军事问题，实际上，张杨已经做好了和国民政府军开打的准备。
设计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也是争论不休，意见分歧严重，一部分人意见偏激，主张杀了蒋委员长，没有他统调国民政府军，东北军可以顺利的杀回老家打鬼子，总好过在这受窝囊气。
当时西安城内的主流思想是主张杀掉蒋委员长，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办，是顺理成章的结局，设计委员会曾经向西安各界和军队征询过意见，结果是，主张杀蒋的，占大多数。
一部分人主张借刀杀人，把蒋委员长送给中共红军，蒋某人和共产党红军打了将近十年，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双方可以称得上是血海深仇，蒋某人落到红军手里，绝无活命的可能，这样，咱们手上没有粘上一滴血，就实现了咱们的目的，还让中共红军感激不已，一举两得。
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蒋委员长答应抗日，就可以把他送回南京，至于具体条款，却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政治主张，只是想法而已。
各种意见众说纷纭，张学良和杨虎城心中并无定数，蒋委员长现在是杀不得、放不得，他们发现，西安事变的收尾，比开端更难！
十二月十七日，西安事变已经历时五天，日本人期望，国人担心的国民政府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西安城外大火拼、大决战，并没有发生，反倒是先期有所行动的国民政府军各部，撤到了远离西安的驻地。
而华北国民政府的部队，并没有调动的迹象。
最着急的还是日本人，恨不得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杀向西安，最好把蒋委员长和张学良、杨虎城一勺烩了，可是，他们距离西安最近的华北驻屯军部队，被二十九军和华北的其他部队，紧紧牵制在各自的防区，动弹不得。
日军大本营绝对相信，他们把华北的兵力抽调到陕西方向，华北国民政府部队，就敢抄他们经营多年的老巢。
裕仁天皇比任何一个日本内阁成员，或军方高级将领都要着急，深谙汉文化，却又窥视老师家财产的裕仁天皇，懂得趁乱取之的道理，这几天，早上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御前侍从官，支那的西安干起来没有？
可是，等到的却是非常失望的答案，裕仁天皇急火攻心，大便干燥，犯了痔疮不说，都四十岁多的人了，脸上竟然重新长满了青春痘。
连在御床上，和良子皇后欢好的时候，嘴里大喊的都是：“干，使劲儿干，我干！”拼命的抽动瘦小的身板儿，把良子皇后丰满的胸部当成国民政府，抓捏的青红带紫，弄得良子皇后还以为天皇陛下，犯了那股子邪风，在自己身体上使劲儿。
武的不成，就来文的，继上次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日本内阁外相松冈洋右有跳出来，发表了第二份声明，“若南京国民政府，欲谋求与叛乱分子张学良和杨虎城妥协，日本政府有理由相信，这是对大日本帝国极端仇视的表现，日本政府断然不会坐视不理，虽倾举国之力，亦要挽回此事的影响。”
这就是裸的威胁，明白的告诉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是公开的宣扬仇日和反日主张，你们和张杨不打都不行，你们不打，大日本帝国就要打你们。
还别说，松冈洋右这番话，虽然没有吓倒几个人，却对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对日本人有天然亲近感的实力派人物，是个莫大的鼓励，这也一个信号，你们尽管打，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你们。
于是，原本混乱不堪的南京政府，更加暗流涌动，一时间，喊打喊杀之声甚嚣尘上，成为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主流思想，其中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叫的最欢，嚷的最凶。
非但如此，还实实在在的做了军事准备，何应钦给陕西周边的国民政府军各部，接连发去几道命令，立即包围西安城，发去的命令，无一例外的被各级指挥官委婉的拒绝了。
理由是，他们隶属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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