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所提之八条政治主张，多次影射甚或是直指大日本帝国，对大日本帝国在华做出的贡献，极尽污蔑之能事，帝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必要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张杨二人所言，旨在蓄意破坏中日邦交，为中日邦交大局计，南京政府，决不可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妥协，大日本帝国政府和在华的军队，愿意为讨伐张杨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军队，提供全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弹药，并在必要时，出动陆空军予以鼎力协助。”
不但如此，除了公开支持中国打内战，日本首相犬养毅，还派特使赶赴欧洲，敦请日本人的老朋友汪精卫回国，一旦蒋委员长遇难，汪精卫正式接掌国民政府大权。
而欧美各国，绝不希望日本人独自操纵中国政治的走向，变成日本一家在华独大，从他们在华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蒋委员长营救出来。
除了国外的势力喊打喊杀，或是和平解决的声音之外，国内的各个政治派系，地方实力派，也都纷纷跳到前台，对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表示不同的反应和态度。
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和蒋委员长是宿仇已久，两广事变，虽然以新桂系的妥协而告终，但是，对于素怀大志，有心问鼎中国政坛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来说，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
张杨二人做了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大大的出了心头这口恶气，额手相庆之余，觉得该有些态度，二人思谋良久，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去了一封电报。
电报中说：“汉卿兄和虎城兄之义举，当为振奋国人之心，父之不义，子女当劝止，不得，另谋他法也，今蒋公迷途深陷，两兄之举，实属无奈，虽救人自溺，亦在所不惜。”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和支持。
远在山东，自称为韩青天的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知道搭错了那根神经，也积极参与西安事变之中来，从他的性格判断，此人绝无参与此事的必要，也没有这个政治头脑。
也许是手下那位高参出的妙计，想趁机捞一点儿政治资本，公开来电表示：“请张杨二位，务必保证蒋委员长之人身安全，虽毫发之损伤，亦为我等所共愤。”
另一方面，又偷偷的派遣手下高参，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徐维烈，秘密来到西安，竭力劝说张杨杀掉蒋委员长，并在张杨之间奔走，意在挑拨二人之间的关系。
非但如此，徐维烈还向张学良出示了韩复榘的亲笔信，在信中，韩复榘列举了必杀蒋的几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逼迫张学良放弃东北，而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替老蒋背黑锅，此时杀蒋，实乃为千载难逢之良机。
一则报家仇，二则顺应民意，韩复榘还言辞凿凿，愿为张杨二兄的后盾，倾鲁省之兵西进，共同抵御国民政府军，韩主席耐不住寂寞了，山东一省之地，已经容不下他这位韩青天。
山东东向大海，北去有日本人，南下江浙富庶之地，列强在华的根本之地，非他能驾驭，只有西进，才是他有把握的事情。
此时的韩复榘，恐怕是做着趁乱取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国民政府军打垮，他的势力趁虚而入，西掠陕甘宁诸省，占据太行山南北，做一统北方的霸主之黄粱美梦吧？
可是，政治这套活计，是他这种目不识丁、愚鲁不堪、把山东搅得鸡犬不宁、一个地道的土生军阀、靠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之人，所能玩儿得了的？
张学良对韩复榘如此热心，参与西安事变之中，产生了怀疑，他向徐维烈讨要韩复榘的亲笔信，也许是为了表明心迹，也许是相信这回蒋委员长定难逃过这一劫，徐维烈竟然真的把韩复榘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
这叫孬人手下无好汉，如果没有这封信，事后，韩复榘大可死不认账，口头话、柴草不挂，蒋委员长也莫之奈何，现在倒好，授人于柄，落到了实处。
后来，张学良面见蒋委员长，劝他答应所提之条件，蒋委员长当场予以拒绝，张学良盛怒之下，拿出韩复榘的亲笔信，意思很明显，你看，这还是当前的民意，现在有多少人主张杀掉你，你还这么顽固不化，固执己见？
蒋委员长脱险之后，抗战全面爆发，韩复榘闻日军之风而丧胆，放弃黄河天险，一枪未发，一溃千里，丢了山东全省，蒋委员长大怒，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将之诱到南京。
以畏敌如虎，丧师丢地，未尽军人之职责的罪名当场逮捕，枪决与南京城外，彼时，南京尚未沦陷，韩复榘也就成了民国第一个被公开枪决的省府主席、陆军上将级别的高官，这封信，恐怕是直接的诱因。
此时，日军攻势如潮，来势凶猛，丢城失地、损兵折将的各路大员，高级将领，比比皆是，绝非韩复榘一人，而独此人受此等极刑，怕是和懵懂无知、手太长、捞过界有绝对的关联吧？
而表现最为出色、最为精彩的，也最为滑稽的，当属山西土皇帝阎锡山阎长官。
在洛阳参加军事会议的时候，阎长官曾经做东，宴请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当时，阎长官拍着张学良的肩膀说：“汉卿，光劝是不行的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
实际上，是鼓动张学良铤而走险，给他加一把火，性情直爽的张学良，把阎长官视为可靠的同路之人。
孰料，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他是第一个给张杨去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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