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贱则伤农，谷贵则伤民。
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句话，其中的意思已经完美解释了粮价中所蕴含的秘密，粮食的价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但是在现实中产生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来说是很低的，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有时候粮食大丰收，于是粮价一路走低，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有时候又恰好遭遇灾荒，粮食价格飞涨，很多百姓买不起而活活饿死，就很少有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于是乎，朝堂上就必须得出台相应的规则，其目的正是要把粮食的价格控制在一定区间之内，这就是常平法的前身，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的平粜或平籴。
国家在谷价过高时，以低于市场价格卖出粮食；而在谷价过低时，以较高的价格收贮粮食，这也就是最初的常平法的核心思路。
但很快，随着华夏的大一统，这样的办法就有点不灵了。
因为这个时代运力的原因，再加上粮食的重量往往都是很大的，国家收购粮食和转卖粮食，往往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才能实现。
中间需要调节的地方太多了，这样粮食从地方收到中央，再从中央发到地方，一来一回的路费比粮食还多，已经失去了常平法创立之初的本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所弄出来的义仓的前身常平仓应运而生。
所谓常平仓，就是中央政府在各地方上设置了许多粮仓，然后将平籴的办法下放到地方，由地方政府来全权负责收购或抛售粮食，以控制当地粮食的价格，中央政府只负责给地方拨钱就行了。
无论是哪一朝哪一代的政府，这么做的本意都是让各个州郡在丰收的年份可以以稍微高一点的价格收集粮食，以免伤农；歉收的年份就以相对低点的价格卖出去，保护民众；如果遇到了大的灾荒，还可以从临近的州郡的常平仓中，就近取粮救灾。
不过显然这样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却是相当的骨感，这权力一旦下放到了地方了，那就相当于是把小绵羊送进了虎口了，不光地方官得把你拨过去的钱贪墨的差不多了，还得把粮食从百姓的口袋里整到自己的口袋里才算是安心。
要是皇帝或者是主官的官吏们稍微狠一点，他们还能稍微收敛收敛，要是真的赶上了朝堂上没有人管事儿的光景，这所谓的常平仓，就成了要百姓命的要命仓了。
而李世明把常平仓改了个名字，叫做义仓的说法，跟之前的政策比唯一的改变就是官方不用出钱了，对于百姓的坑害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李倓之所以之前不着急，是因为自己之前的几个动作让大唐底下的官吏们几乎也是人人自危，没人再敢明目张胆的做这件事了，这就给了李倓缓一缓再有动作的时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各地通往大唐的时间成本问题，在李倓看来，地方官在这种事上绝对是不靠谱的，所以朝堂上必须有人参与进去，有关粮食数量和金钱的数据必须得请示朝堂，批准之后各个地方才能执行。
这样一来，平均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至少有半个月之久，这半个月可能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漕运的事一落实，起码江淮地区到长安城的时间能节省很多，而江淮正是大唐粮食的主产区，这给李倓整顿义仓增添了许多信心，而这件事不论大小，所引起的民怨都是极大的，所以一得空，李倓马上就把这件事拿出来了。
纵然自己现在在大唐的皇位上已经取得了让不少官吏和百姓交口称赞的功绩，不过在李倓看来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只能说是皮毛。
像是义仓这样劳民伤财的存在，竟然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还依旧存在着，这不由得就会让后人对这所谓的盛世在脑袋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这件事李倓和三个宰相足足商议了十几天之久，最终发现完全推翻之前的成果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前人的成果上进行一定的优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于是三人初步商定了对义仓改革办法：一方面保留各地方上用来存储粮食的义仓，另一方面对于粮食的收购、抛售和管理，也就是所谓的“常平”工作，则交由朝堂直接负责，各个州郡只有上报和执行的权力，没有任何自己行动的权力。
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耗费了大唐最善于玩内政的几个人十几天的时间，是因为这简单的两句话之后跟着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想要把这些个漏洞完全添补上是十分困难的，而最为主要的漏洞就有两个。
其一正是各地路途遥远所产生的消息滞后的问题，其二则是大唐的州郡太多，粮仓依旧设置在各个州郡，纵然李倓和几个宰相或者是六部的官吏们都是相当秉公办事，也没法保证每一个粮仓都没有地方官吏的侵吞和占用。
这是非常棘手的两个问题，就算是李倓，也是一连着好几天都一筹莫展，最终还是在才思上面比另外两人稍微敏锐那么一点点的刘晏琢磨出来了两个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
消息滞后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几乎是无解的，因为不管是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手机发明出来不是？
所以在李倓的提示之下，刘晏发明出来了一种类似于大数据分析的做法，既然实时的消息送不过来，那索性就退而求其次，用以往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判，得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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