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算计的很准,难得还这么稳!”
李慢侯收到李睿的详细战报后,相当满意。
这样的出奇制胜,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精密的算计。耶律余睹这样的人物,筹划谋反尚且失败,李睿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其实很难表现稳重。李慢侯很满意他从始至终将三千白鞑靼人作为人质,如果传奇故事看的多一些,把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故事当真,他更可能会选择释放三千草原人,让李床古带着这些精锐去夺城,那样既显现了他的胸怀,又取得了胜利,多么完美!
可这不现实,不合乎人性,李慢侯对他所有的幕僚一直强调人性,人性谋利,因此利益是最可靠的,人心是最不可靠的。李慢侯指定的许多政策,之所以能官民两遍,就是他将人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在能够照顾人性的地方,一定要照顾人性。比如收税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大幅度简化收税的方式,让收税对商人的经营影响降到最低。
制定战略战术,这种关乎生死的问题上,就更一定要以人性为准绳。一旦释放三千白鞑靼人,虽然很符合文人眼中的仁义情怀,可却拿捏不住白鞑靼人了。此时对白鞑靼人来说,最有利的未必是继续跟宋人合作,最保险的,其实是什么都不做。继续坐山观虎斗,直到宋人和女真人分出胜负。
有三千白鞑靼人不能不救的人质在手,白鞑靼人一方面面对的是宋人给的厚利,一方面是无法放弃的族人,只能硬着头皮冲在第一线。而且即便失败了,李睿不会有任何损失,白鞑靼人如果被女真人灭族,正好用这三千人去给白鞑靼报仇,大同还多了三千白鞑靼骑兵可用。或者用这三千人重建一个白鞑靼部,从此只能依附于大同。
三千白鞑靼俘虏在手,就有绝对的主动权。
“你们明白没有?掌握主动,是斗争的最大原则,除非迫不得已,一定不要去冒险,赌徒总有一次要死在赌桌上,掌握主动,我们就是庄家,迟早会通吃其他赌徒!”
李慢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分析李睿的战报,旁边有两个跟李睿年级相仿的少年,一个是山东士族綦崈礼家族的旁支子弟,名叫綦业,毕业于府学兵法科,成绩优秀,已经做过两年幕府吏员,被推荐到李慢侯身边做机宜文字,另一个是高密士族赵家的子弟,也就是李清照前夫的家族,同样毕业于府学,不过学的是民业科。山东府学分科,是李慢侯重建府学时候,就制定的制度。有兵法、民业、刑律、农牧、营造五科。
兵法、刑律、农牧、营造,其实都好办,有现成的一些学术著作供选择,兵法大可以去读孙子兵法,以及李慢侯从戎以来整理出来的所有战例,还有宋朝官方出版的《武经总要》做教材;刑律就学历代律法,自己去领会精神去,是学成商鞅那样的狠人,还是包公那样的直臣,基本上都跟个人性格有关;农牧有汉代的《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这样的著作,还让先生们总结契丹人的放牧经验,总结编纂教材;营造有宋代匠作监整理编纂的《营造法式》,还有总结的历代大型工程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历代河工,这次配合张浚治理黄河,李慢侯将请来的匠作监师父和几百个学生全都派到了工地上,让他们边学习边实践;比较特殊的,其实是民业科。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农政之类的科目,许多学生都糊里糊涂的报了这个科目,谁知道学的却主要是商学。
不单单是商学,而是一种经济学思想。除了让学生们学大量传统的商学著作,这些著作其实很少,商人地位不高,稍有成就,往往拼命朝正统的儒家身上靠,自称儒商,奉孔门七十二贤的端木子贡为祖师,硬说自己是以儒道的仁义礼智信为经商信条。显然这都是胡扯,经商的核心意义,就是谋利。儒家太强势,许多新诞生的学术思想都往儒家靠,都要从儒家经典中找依据。强势的儒家思想,就这样打压了新思想的成长,清代康有为要变法,都非要考证出一个孔子变法思想来。
商人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一定会以诞生出他自己的哲学系统为标志。这个标志,李慢侯认为是近代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不仅是一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门哲学。是自有商业时代到来的核心精神,和文化代表。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研究了一种现象,他发现英国人制作一根针,需要十几道工序,从挖矿、冶铁,到打磨、钻孔、抛光,一个工匠根本做不出来,为了做出一根能用的针来,无数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自由市场为纽带互相串联了起来。每一个人都不认识对方,却为对方努力提供自己的劳动和服务,人人为自己,结果最后人人都为大家。
最后亚当斯密提出,基于自由市场的商业,就是一种最大的慈善。
从此商人站在了文化的道德制高点上,可以正大光明的声称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人间最大的慈善,不但有理有据,而且有实证,是一套逻辑上完全自洽的思想。这时候商人们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事业寻找其他的争议依据,不需要往仁义上面生搬硬靠,可以毫不感到羞耻的声称他们就是为了私利,可这同时也是最大的慈善。
商人拥有自己的哲学,这才是商人时代,商业社会形成的基石。
李慢侯无法将《国富论》默写下来,但其中的自由经济哲学道理他能讲出来,所以他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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