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藩给的价钱合理，这些一流的瓷器，从来不缺买主。工匠可以获取丰厚的盈利，因此给东藩烧制瓷器，往往更乐意。而且东藩府跟众多窑厂进行交易，许多原本不算出名，但又能烧制优质瓷的工匠，也通过这种生意，积累资本，改善窑厂设备，雇佣更多工人，成长了起来。
东藩取利当然会遭人恨，朝廷其实并不在意，倒是景德镇、龙泉地方很反感。靠山吃山，这里的瓷窑监官，从中大肆牟利。他们给工匠最多一个成本价，还监督他们烧制最好的瓷器，除了部分给官府，肯定会有截留，通过他们的手，高价卖给富户。现在东藩府介入，事实上影响了他们的收益。好在东藩府不在南方倾销，不然他们肯定会出歪招，东藩派再多精明的监造官，也不可能保护这些地头蛇对弱势工匠的打压。
瓷器现在是中国人独占的优质商品，优质瓷器，又是江南独占的产业，这么好的优质商品，李慢侯就没动过歪心思？他当然动了，他都想方设法从印度弄回棉纺织业，怎么可能放着本国的资源不去开发。只是瓷器这种手工业，看似出自工匠之手，其实也是一种老天爷赏饭的特产。
最优质的瓷器就只有景德镇、龙泉等地能烧，不是景德镇人长了一颗官窑脑袋，而是因为最优质的瓷土在那里。所以景德镇从开始烧瓷，就长盛不衰，许多窑口几百年不断火。龙泉窑虽然更依赖手艺，是外贸刺激出来的产业。但依然离不开当地的资源，以前江南青瓷的烧造中心并不在龙泉，而是在越州，越州靠海，越窑青瓷一度十分兴旺。可最近龙泉窑越来越受欢迎，烧出了梅子青之类的釉色。
是龙泉人的技术革新了？还是越州窑不行了？越窑在唐朝时十分盛行，以“秘色瓷”的名字出现在大量诗词中。龙泉人的烧瓷技术还是跟越州人学的，没道理龙泉人的手艺见长，可以出口海外的越州窑却手艺下滑。
事实上很可能跟手艺本身没有关系，龙泉人烧出了更好的瓷器，并不是他们比越州的师父技术更好，而是他们的自然条件更适合烧制优质青瓷。瓷土未必比景德镇更好，但洗刷瓷土的水质，调配的颜料，甚至当地的空气温度、湿度都有影响。于是龙泉人学会了越州人的青瓷烧制技术后，他们烧制的青瓷青的更漂亮，青的更美。
龙泉本身不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方，不靠海不说，还位于闽浙边界的山区，龙泉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当地的山泉。这地方的宝剑也很有名，夜夜“龙泉”壁上鸣，说的就是龙泉人打造的龙泉剑，据说也是因为当地的泉水清冽，能淬火出更锋利的宝剑！
李慢侯怀疑龙泉的水中，很可能含有某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可惜以前没关注，现在只能猜测，没有鉴定手段。
由于这些地域优势很难被外地取代，因此他们就独享了这种依赖地利的手艺，代代传承，日益精进，相辅相成，优势越来越大。其他地方也产瓷，辽国人学会了烧瓷技术，但是辽国人烧制的瓷器，跟宋人民间用瓷相比，都显得粗糙，学者说这反应了契丹人粗犷豪放的性格，这是扯淡，就是技术不行。粗犷豪放的契丹权贵，最喜欢的还是宋人的官窑。
瓷器在全世界属于稀缺资源，江南瓷器在中国属于稀缺资源，官窑属于稀缺中的稀缺，三重稀缺性，注定在中国境内就是奢侈品。因此最优质的瓷器，尽管李慢侯想尽办法弄到了山东，依然大多被本国富人抢购。出口瓷依然主要以普通民窑为主，山东本地的粗瓷，达不到运输成本高昂的外贸标准，但韩世忠收复的河北磁州的磁州窑质量稍好，因此这两年磁州窑快速恢复，大量烧制瓷器从黄河运输到山东出口，数量巨大，已经是韩世忠军费的最大来源之一。
这些磁州窑主要出口到没见过世面的日本，日本人以为就是最好的瓷器，乃至日本人是用磁器来称呼瓷器。可实际上，河北磁州的窑口产量虽然很大，质量其实一般。后世在北方出土了许多辽国瓷器，一开始专家们以为是磁州窑的产品，因为太粗糙。后来挖掘出了辽国人的窑厂遗址，这才知道，原来辽国人也能烧瓷，水平跟磁州差不多。
磁州窑这种粗糙品都能大量出口，可见江南瓷器有多受欢迎。可惜李慢侯统治区，真的找不出能够生产优质瓷器的地区，现在收复了燕云，最多也就生产出磁州水平的瓷器，他对此兴趣不大。
另外韩世忠对烧窑很感兴趣，军费可就靠这个。陕西的吴阶兄弟现在也在发展窑厂，唐宋五代窑口，汝、官、哥、钧、定，基本都在北方，汝窑在河南汝州、官窑也不是景德镇的官窑厂，而是皇帝设在开封的窑厂，用料甚至都从最好的地方进口，工匠从全国进行征募，制作水平极高；钧窑在河南禹县，有特色产品紫玫瑰色；定窑在河北定州，以白瓷出名；只有哥窑是在龙泉。
五大名窑是后世的评价，事实上宋代大多只是民窑，而且肯定比不上景德镇的质量，只是因为国家中心在北方，因此产量巨大。因为女真灭宋，导致这些瓷窑几乎全都消失。
现在韩世忠正在大力恢复磁州窑和定州窑的生产，磁州窑率先恢复是因为可以大量出口日本，日本人现在有银子，可以大量对冲贸易，每年进口量巨大；定州窑的白瓷，以前是因为契丹人喜欢白色，所以大量向契丹人出口。如今契丹人都嗝屁了，出口北方的渠道已经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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