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这个人史书评价很复杂,有人认为他是能臣,有人认为他是庸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个人有勇气是没人会怀疑的。
这在眼下的文官中极其罕见,赵构不重用这样的人,也实在没人可用了。但张浚一向不主张偏安杭州,逃避杭州是王渊的意见,王渊已经死了,现在张浚的态度就变得重要起来。张浚是四川人,却一直坚信陕西才是王霸基业,弃陕西就没有中原。主张皇帝迁都四川,遥控陕西,出潼关,复中原。
这是符合赵构的意愿的,中原王朝的皇帝,灭国之后,退守江南半壁是第一选择,守半壁已经是好的了,比如东晋;再没有斗志一些,坐守四川,安享一声富贵,也是能接受的。赵构就是一个愿意偏安的人。尽管张浚的主张,更像是效仿汉高祖,从汉中出击,一统天下的路径,但更多的四川政权都是偏安的,赵构想的是蜀道难,比长江天险更有安全感。
吕颐浩是山东人,他支持张浚,一边压制了官僚集团的声音,一边说服了皇帝的态度。决定西迁!张浚则主动申请去川陕为皇帝西迁做准备,他要为皇帝在四川聚集足够的钱财,还要在陕西拉起足以御敌的西军。让皇帝先西迁到鄂州、岳州一带,等他准备充足,在迁入四川。
于是张浚到了四川,想尽办法敛财。张浚自己没有搜刮的能力,他任用主管川陕茶马盐牧等事的转运使赵开,此人说四川财赋被征调过多,四川人已经很穷了,只有一些边贸榷场还比较富余,建议扩大榷场范围。于是他们在四川进行了茶烟酒等专卖的大幅度改革,以前四川的酒是专卖的,只有官府能酿酒,商人买引采购。现在让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买酒,允许老百姓借用官府的酒糟自酿米酒,但要求每一斛酒要交给官府三千钱,只要有钱,想酿多少酒都不限制。结果原本四川一年酒课收入只有一百四十万缗,直接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缗。张浚还滥发钱引,直接以铜钱作保的钱引,实际上没什么保证,以前四川每年印一百多万贯,张浚印了两千多万贯。
后来人统计,张浚用一年时间,搜刮了四川人五年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在陕西拉起了二十万西军。从这些手段来看,张浚并非没有能力,欠缺的其实只是军事指挥能力,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能像童贯那样放权,其实西军也能打胜仗,问题是他跟很多文官一样,总以为自己别武将更聪明,更懂兵法,因此肯定也就更会打仗。
张浚聚敛财富,扩大西军,这些是为皇帝西迁,并且从陕西出关收复中原做准备的,但他没想到的是,等他到了四川,皇帝的态度就变了。
原因很简单,他一走,皇帝身边的其他声音就多了起来。最先发难的,是一批江浙地区官员,他们认为,皇帝一走,江浙就会动荡,整个江南就会失去。他们一再引用寇准故事,认为当年就是这样,因为张浚是四川人才想让皇帝迁都四川,这是私心。连吕颐浩也受到了影响,开始不再支持张浚西迁四川的计划。
皇帝此时已经出发了,从杭州出发,到了平江,然后到了常州,即将到达江宁。
可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强烈,大敌当前,文官集团观念如此混乱,赵构不是勇士,却是聪明人,这让他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是一个对危险非常敏感的人,这么乱,这是亡国啊!
在江宁府建康城里,赵构跟大臣们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商讨。赵构说,如果他停留在建康,以后不再转移,这里西通荆湖,东连吴越,山川险阻,能不能安守?要求三省文官,三衙武将都提出建议。
但依然很难有统一意见,江浙官员依然极力建议留在江浙。
张浚到了汉中,分析大好形势,上书说“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
张浚希望皇帝先西行鄂州、岳州。
但江南文官说“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
他们警告说,一旦皇帝去了鄂州、岳州,那么长江以北的盗贼就会趁虚而入,占据整个江南。
武将中,张俊、辛企宗支持迁到鄂岳地区,但他们不是为了西迁四川,他们反而建议皇帝从岳鄂南下长沙。
韩世忠坚决反对“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
文臣武将态度针锋相对,让赵构急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诏吕颐浩商谈。
赵构说,张俊、辛企宗不敢打仗,所以想要退避湖南。赵构又说,金人的强处,在于骑兵犀利,浙西一带水乡河渠纵横,不利于骑兵奔驰,还是不该走,一旦西迁,人心摇动,哪怕到了四川、两广恐怕都跟到了敌国一样危险。
吕颐浩此时也已经被江南官僚说服,就建议皇帝重返杭州,为防止江宁一带人心摇晃,他请旨守在常州一带抗敌;赵构却表示,他身边不能没有吕颐浩这样的宰相。另一个宰相周望也请旨留守平江一带,说现在北方的李彦仙(不是海州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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