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闹得太大了，惊动了官府。
沿淮镇抚使兼扬州知州许份找上门来，他不反对筑城，一点都不反对，而且大力支持，公主认为扬州的城防不稳，愿意拿出私财来修城，他鼓励还来不及呢。
许份表示，既然公主有意修城，两道城一起，应该互相呼应，他建议增加一条甬道或者夹城，将两座城连接起来，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互相援助。
李慢侯不同意，他筑的城位于最高的蜀冈上，往东南有一片坡地，比扬州城地势高，当地人称笔架山，有一些树木生长，有这片地并不是坏事，一旦要出击，这里是最适合的集结位置。一旦用夹城将这片坡地圈起来，大军要出城就复杂了。
两座城本身都被瘦西湖水道围起来，筑城就已经很安全，还要继续修筑夹城，完全没有必要，反而限制自身机动。没能说服李慢侯，许份跑去忽悠公主，公主被说服了，又找李慢侯，李慢侯一番说辞，公主又被说服，公主太容易被说服，但是跟以往一样，最后都会支持李慢侯。
这只是很正常的公务冲突，李慢侯没有当回事，可他没想到，许份上书竟然弹劾他。
文人的小气劲让他有些傻眼。
也让他很愤怒，这不是小气，这是歧视。因为他很确信，如果是另一个文官，哪怕是许份的手下跟他有冲突，他都不可能上书弹劾，他反而会息事宁人，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可一个武官竟然敢拒绝他，否定他的建议，他就认为这是羞辱。
而他的弹劾还真给李慢侯惹了不少麻烦，执掌相印的李纲特意发来公函，要求扬州一应兵马，都归帅府节制。
李纲的意思是明确权柄，担心公主府的存在，影响到沿淮帅府的职权。
但这也没有影响到李慢侯的建城方案，因为这是公主府掏钱建的城池，建城并不是什么军事行动。
当然许份跟李慢侯之间，不在可能有什么合作，很快也没什么冲突了，因为李慢侯不久之后就离开了扬州，北方局势越来越恶化。
最近的形势极其古怪。匪患突然大规模爆发，到处都有小股匪徒滋扰地方。包括江南地区也不例外，这让李慢侯很忧心。显然李纲实行的高度刚性的备战政策，已经让半壁江山有些难以承受。
各地发来的物资源源不断流入江北，尽管官府名义上并没有提高税负，只是对大量富人进行了临时性摊派，就像南宋文人说的那样，各地豪强乐于输纳。可是地主豪强的这些输纳，不是平白的，官府从他们手里拿走了大量积存的财富，他们是不会降低生活质量的，他们会向下转移压力，地主们开始普遍加租。加租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佃户咬牙接受了，第二种是承受不来退佃了，退佃后的佃农就脱离了土地，一旦短时间内找不到其他替代谋生方式，就会成为流民。
这种内生性的流民形成，是非常可怕的，意味着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到达边缘，随时可能崩溃，大规模农民起义往往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萌芽的。不过这种形式的流民，比较分散，凝聚成流民群体需要时间，社会有消化的机会。即便偶尔有佃户联合抗租，也容易被镇压，都不用官府出面，大多数地主自己就能镇压了。这就是所谓的镇压在萌芽状态。
真正引起江北大规模匪患的，其实是杜充掘河的后果。掘河后，开封以北大范围泛滥。直接淹死了二十万人，受灾的人口更是超过百万以上，开封西北部数个县受到波及。
这种黄河泛滥，并没有史书上记录的那么简单，说黄河立刻改道南流，没那么容易。淮河可没有随时为黄河准备着河道，黄河泛滥后，首先是大范围的黄泛区。黄河水流量不大，可是含沙量特别大，覆盖范围很大，实际上并不是整个地区被淹，河水聚集在低洼地带，大范围形成泥泞覆盖，尽管这阻止了金军骑兵，可是大片农田颗粒无收，本就已经连续遭受金军劫掠的河南地带百姓，瞬间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河北是金国占领区，无数巨寇横行，流民只能向南。官府根本没有救济上百万难民的组织能力，流民为了活命，要么自发的组成匪帮，要么只能加入其它匪帮，如洪流一样开始冲击南方的正常生产秩序，崩盘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
与此同时，康王赵构这段时间捷报频传，黄河决口之后，康王上书说金兵进攻开封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他恳请带兵进入山东平乱。李成等巨寇逃到山东之后，一直没有安生，依然继续打家劫舍，山东地面上很乱，李纲朝廷完全没有多余的部队去镇压，康王现在有了余力，没有道理不同意。
康王赵构历史上是一个逃跑皇帝，可实际上他手里是有一只强大军队的。他在河北的时候，各州县的精锐军队都向他汇聚，除了宗泽被排挤出去之外，其他部队一直跟着他。这其中还有大批从陕西出来勤王的西军。
河北最精锐的军队都在康王手里，而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中，也不乏猛人。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此时都在康王麾下。南宋四大名将他手下占了三个，大量曾经在河北作战的一线部队都在他手下，有兵有将，打击李成这种流寇，其实不算难事。
随着一封封捷报，以及在开封镇守的两年时间，已经让康王勇武之名传遍天下。这种诡异的风向，让李慢侯都有些开始怀疑历史走向。赵构这个逃跑皇帝勇武之名响彻天下，粘罕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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