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
“原因有三：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日本支撑不下去。我们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体面的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又没有必胜地把握。何苦再死缠烂打？其二，倘若我们不帮日本，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我们。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与服务需求极大，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燕孙兄是明白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格，战前又是什么价格，中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我国。加工、生产、制造地水平也高于我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我们控制了原材料地价格，就可以从日本的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
联想到近日政府提出地出口税递增改革案地情形，梁士诒恍然大悟，这不是现成的杰作么？“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秦时竹趁热打铁。“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基本是纯收益，只是大小问题，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推动日本的有识之士来服务于这样一种大局。我想来想去，在目前两国政府处于军事对抗和外交僵局的当口。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恐怕很难快速妥协。唯有民间地力量，让一批我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日本财阀相接触。通过他们进而影响政界的举措。燕孙兄你算一个，辑之兄（周学熙）也是一个，如果有可能，最好能把季老也请上。”
“张总理他？”
“不碍事，不碍事……”秦时竹摆摆手，“我们和季老在政治理念上有不小的差异，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但在发展经济，振兴工商、奖掖实业方面的态度却是一致地，我相信他不会拆台。中国几大财团的总老板都出马，这事情就郑重了几分。到时候就请沈先生挂名做个团长，你挑几个得力人手配合就行。”
“如果沈老肯挂帅，那最好不过了。”梁士诒心想：“南张北周、关外辽阳”若是一起出手，倒还真是那么回事，话同时说回来，如果这三大巨头出面还搞不定，那在东京的政治谈判代表基本也搞不定。
“日本方面，沈先生已先期联系了满铁。满铁和我们有过多年的合作，彼此了解程度较深，虽然满铁是属于陆军系地企业，但对陆军的刺刀政策尤其是目前的窘境并不是完全支持的，有不少的怨言，埋汰他们是不懂经济、不懂政治、只懂厮杀的野蛮人，这便是我们彼此接近和谈话的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和山本首相做做工作，只要事情办成，我们就在日本再定几艘运输舰，请山本首相和斋藤实海相多多关照。”说到这里，秦时竹笑笑，“外事工作不能小气，该到位的就一定要妥善到位。”
有了这么明确地指示，梁士诒踏实了很多，虽然现在东京谈得热火朝天，但这不等于取代大政治家、大资本家的地位嘛！不管怎么说，北京谈判却是把舵的。当然了，说是说沈麒昌挂帅，张謇、周学熙等人为主要代表，但这并不等于让他们亲自出面谈，他们只需要笼统地商定一下大政方针即可，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操作流程完全可以由东京人员代劳，外交部的干将，都是响当当的好学生啊……陆征祥的外交部里，可是有一大批毕业于欧美，接受过最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陆总长本人，则是袁世凯时代就相熟地旧人了，相信配合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从大总统办公室出来后，梁士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袁世凯，人还是这批人——周学熙、陆征祥、包括他梁士诒，为什么事情就能够办得不一样呢？他尝试在袁世凯和秦时竹之间做对比，得出地结论是，单纯论政治阴谋和官场伎俩，秦时竹远远不是对手，但老头子为什么一次次地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连性命都会送掉？从御下的角度而言，梁士诒也认为老头子地手法虽然不那么光明，但却分外有效——只有对手下分而治之、互相平衡，才能维护上位者的尊严和一言九鼎的声音，只是秦大总统好像不太喜欢手下拆台——手下拆他的台固然不行，手下之间相互拆台也不行——谁要是和这条对着干，谁就没有好下场，在这里卖弄小聪明只能是自取其辱。这样的好处是，手下干得得心应手，坏处自然也是一样——总统大权放手，甚至在梁士诒眼中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可总统似乎并不在意，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营造这样一种结果。民主么？梁士诒不相信，不仅自己不相信，他坚持认为秦时竹也不相信。在中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谁相信民主，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孙大炮口口声声将“民主”喊得震天响，他其实比谁都要来得独裁和*。一阵清风吹来，梁士诒微笑着摇摇头，心想这是怎么了，尽想这些没用的东西，赶紧把总统交办的事情办好才是正道。
有些事情其实是不能猜测的，往往猜测了也只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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