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这次会议地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同时达成统一意见，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
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于4月28、29、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统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地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5月1日，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三方力量地大角逐，即将拉开。
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联络感情，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
诚如秦时竹所说，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但真正能和北疆、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更是没有交情。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是军阀，事到临头，居然要去联系军阀，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至于陈其美，更是心里有鬼，激进派这时才发现，往日攻击北疆过于过火了，弄成目前这个孤军作战的情况，只能指望着李烈钧的秘密渠道了。
秦时竹在安排上也很有意思，既然徐世昌和梁启超是公开前来，那他就要大大方方、风风光光地接待，还要陪同俩人去清宫转转，去北陵看看，李烈钧的代表是秘密前来，就打发给葛洪义接待，方针已定，要想购械？可以，出钱，而且必须是现钱，除此之外，就一律唱高调，主张政治解决，一并解决。
人民党“一并解决”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的压在国民党的心头，国民党既无法反驳（若是反驳，连宋案也追究不了），也无法全部照办（若是照办，陈其美暗杀陶成章、章太炎的事情就难以掩盖），处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因此，国民党方面并不是以案件来打动北疆，而是以党派利益说服人民党，一个劲地劝说：袁世凯对于政党政治深恶痛绝，此番能对国民党下手，下次也能对人民党下手，希望两党密切合作，共同造就民主政治。并表示，一旦倒袁成功，国民党愿意选举秦时竹为大总统。
葛洪义先是笑了笑，选举大总统？革命初期的时候秦时竹就有一次机会，早就放过了，现在再来提这茬，明显纯属诱饵。他也不当面揭穿，只是问来人，将来国会成立，正式宪法公布，国民党是支持责任内阁还是支持总统制。这一问话击中了国民党激进派的软肋，他们可以答应将大总统一职让给秦时竹，却无法接受不是责任内阁地宪法。但来使又不能公开表态，若是摆明说赞同政党内阁、责任内阁，那就说明刚才对北疆的总统职位承诺是句空话，只是给秦时竹一个空头名分而已。
葛洪义一看来使期期艾艾，窘在那里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不动声色，说：“如此重要的政策，必然要经贵党高层仔细协商，认真讨论才能办到，我方对此表示理解，倘若贵党同意我党建议，不妨在报界舆论上予以公布，也为国人所信……对于联合讨袁之议，我党以为，袁氏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待真相大白，再用法律手段驱逐之可以，若是擅动甲兵，必不为人民所理解……至于购买军火一事，自然好商量，强大的国防为人民所必需嘛。”
徐世昌算是来回访秦时竹的（巨头开会时，秦时竹曾经拜访过他并赠送了他一把手枪），他送给秦时竹的礼物是一套古籍和一幅他亲手书写地书法条幅“老成谋国”。秦时竹见过后，哈哈大笑：“老相国过誉太甚，时竹愧不敢当。”
老狐狸眼睛转得飞快，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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