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黎都督是让我替他担负责任的，千方百计要求我保守秘密。难道我就这样说出去？”袁世凯放下报纸，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可如果硬挺着不说，对大总统的声誉不利。”赵秉钧向前一步，“现在各界议论纷纷，参议院都快吵翻天了。”
“是吗？”袁世凯故作惊讶地回答。其实，他惯于以别人为工具，岂肯代人受过？之所以一时半会不抛出黎元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赵秉钧看了袁世凯一眼。他知道袁世凯心里在想什么，但他不能说出来，他要顺着袁世凯的心思说：“黎副总统发这个电报地意思很明确，确实要我们保密。按理说咱们应该遵照这个办理，但这个事情现在闹大了，不给外界一个明白地答复，恐怕难以服众。我倒是担心大总统到时候会受到各方面的指责，这对于政局稳定是不利的。不如……不如……”
“那好吧。既然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就勉为其难，现在共和了嘛，大事确实要让众人知道。”袁世凯放下茶杯，“智庵。你去安排一下，就把黎副总统所有的电报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外界，不管是谁要证据，都找黎元洪要去。”
真电一出。舆论大哗。18日，由张伯烈领衔，20人参议员联合署名，正式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黎元洪的电报进行全面批驳，认为全部是诬蔑不实之词，对黎元洪的违宪行为，极为愤慨；次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各党参议员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谴责，同盟会参议员纷纷表示要弹劾政府，特别是要弹劾黎元洪、陆征祥和段祺瑞。
袁世凯假惺惺地做了一番解释，表面上看起来是为黎元洪推脱，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脱，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黎元洪不是想仿效我搞实力政治吗？我就让你尝尝参议员地炮火。让你明白这不是那么好学地。
议会外。谴责政府地活动越来越激烈，在袁世凯的有意引导下。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黎元洪，21日，同盟会本部发布了开除黎元洪地启事，指责他“擅杀元勋、破坏约法、动摇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他同盟会（尚未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协理并除名，后来又决定与其断绝一切关系。
其它政团及知名人士也对黎元洪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原本由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大敌”，与其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
袁世凯对张、方二人本来并无成见，主要目的就是要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地关系，揭破他的政治阴谋，使其失去“忠厚长者”的伪誉，褪下“革命功臣”的光环，以便自己下手。直到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才知道自己被袁世凯所卖，心情极其尴尬，以至于气喘病复发，精神憔悴。但他既然做了，就不甘心就此认输，哪怕错了，也得硬着头皮抗下去。他19日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仅仅过了两天，又变成了十五大罪状。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将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地罪犯，企图以此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为了转移视线，他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保证对张振武家优加抚恤，赡养其老母，开会追悼、亲往祭奠，无所不用其极……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去参谋总长及湖北都督一职，并推荐黄兴出任参谋总长，又向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职，一时间，整锅水都被搅浑了，让人分辨不清……
宋教仁从唐内阁的垮台和陆内阁的风波中得出一个结论，同盟会要想反对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强大地政党，同时他还认为，众多小党的分立，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造就两大党对立，才能合乎民主原则，在他心目中，唯一有资格做同盟会对手的政党只有人民党。因此，同盟会要改组，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且是排除人民党的改组。
但对于改组，同盟会本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人认为，在时局动荡时进行改组，无疑会动摇同盟会这块招牌，甚至接连召开全体职员会和夏季大会后，多数会员仍然不同意宋教仁的主张，连蔡元培都表示“不能舍己从人，不能变更名称”，同盟会围绕着改组问题分成了两派。但对宋教仁有利的是，他与赞成改组地孙毓筠、张耀曾等分别当选了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派力量得到了加强。经过激烈的论争，大多数会员被迫同意改组。
宋教仁首先将目光对准了统一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统一党摇摆不定，受到共和党和袁世凯的夹击，让他们觉得有与同盟会靠拢的必要，但即使这样，统一党也不同意无条件合并，谈判一开始，谷钟秀就提出三项先决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派代表到北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党的条件外，还额外附加了一条“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尤其是宋教仁为了求得合并地成功，对这些条件，原则上一律予以接受，但坚持在政纲中保留“民生”字样。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和党纲达成最后意见，是日，在北京地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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