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权力中心就比较强大了，孙权建吴，强盛一时，就是证明，因为粮食产量高。
到了唐末后期，五代十国，北方杀得不像样子，其实就是抢粮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为雨才是关键词，意味着粮食的充足。
但是，北方就此衰落了吗？并不。因为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了命。小麦是外来物种，不是中国原产的。当它引进，并在唐代以后大规模种植，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饮食结构。所以，今天的西安，是我们的面食之都。
小麦可以在旱地种植，并且产量与水稻差不多，这就保证了南北方在粮食产量的平衡竞争格局，所以，南北之间的权力争斗，才可以势均力敌。
胡焕庸线，其实就是中国气候与雨水分布的分界线，也是小麦与水稻种植的分界线。
当粮食单产无法扩大时，那要保证有限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不断增长的平衡，只有在土地面积上想办法了。
所以，所有农民造反，都是因为土地的事。鼓动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饥饿，吸引他们奋力冲锋的希望，是分田地。包括过去的秦朝统一六国时的虎狼之师，为什么会如此凶悍？只不过只为只要有军功，就可以分得土地。
当一个王朝新建，重新分配土地后，农民得到了维系生存的粮食，天下就安定了。但是，这是有极限的。比如当时粮食产量，不管是水稻还是小麦，亩产都在大约二三百斤的样子。在周朝井田制时，有这样一个税收法则，一块地分为九份，八份为种田者自己的收成，另一份为国家的税收。
为什么会这么分呢？因为如果按井田制当时的规模来看，每一份为一亩，每年产量为二百斤，那就得到了1600斤，可以养活多少人呢？大概可以养活4至6人，这正是当时一个小家庭的人口数量。所以，抽税再不能多了。再多，有人就得饿死。
每个朝代初期，土地分配，大约能够保证一个家庭有10到15亩土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战乱与饥荒、社会动荡与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固定的土地面积，分配下来，还能够养活人民，支撑朝廷。
但在和平时期，我国医学又比较发达，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的现象很少，所以，人口增长得很快。再加上土地流转，以及财富聚焦的马太效应，土地被越来越少的豪强占领越来越多的面积，失去或者减少土地的农民就开始无法生存了，怎么办？逃荒？打短工？都不是事。
当时，要是工业革命发生了，这些流民可以转入工商业，为工业社会的主力军。但是，并没有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出现，人们还得要在土地上找粮食吃。没有土地，就断了命根。
冬子听到这里说到：“怪不得，历代王朝，都把开疆拓土的人当成第一功臣，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
“对，土地是革命的原因，也是目的。其实，就是粮食。因为增加粮食产量的办法只有扩张或者重新分配土地。这都是零各游戏。毕竟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你多了，他就少了。零和游戏是最残忍的，内卷化的血腥的战争。”
经过他这一提醒，冬子好像明白了些什么，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
邻座继续着他的讲述。古代的历史其实就是土地过度集中与重新分配的历史。原因很简单，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抢夺土地，其实就是抢夺粮食。而草原民族对中原入侵并不占领，原因只是，他们是游牧民族，占领农耕土地，对他们意义不大。因为，主食结构不同，所以战争目标不同。
相反，历史上的元朝与清朝，虽然拥有了国家权力，但他们仍然要在政治上，服从儒家的思想与传统的统治方法，只是因为，中原地区是农业社会。管理农业社会，必须用农业lún_lǐ与政权模式。这就是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可以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并不是孔孟学问有永恒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是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晶。这一套文化，不适应于草原民族。但要统治中原，只有依靠它了。
“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冬子也是学过几天马原的。
“对，这是正宗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方肯定了冬子的说法，继续讲述。
“权力的中心从河套平原南移到关中平原，再到中原大地，向东到华北平原，都是我国干旱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决定了一个大的历史进程。”
这又开始宏大叙事了，冬子觉得，要把话题缩小些，免得自己不太好理解。于是说到：“难道，没有其它解决饥饿的办法吗？”
“有过。比如开源节流的办法。我先说节流吧。”他又开始了漫长的演绎。一个例子很生动。人们有了粮食后，对饮食的多样化有了追求，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养家禽或家畜，也就是把植物淀粉转化为动物蛋白，提高热量的摄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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