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如此状况，花行长只得亲自组织个贷人员召开经营分析会，着重就两个问题提出质疑：
四大行比较，为何我行房贷业务排名垫底？为何我行不良贷款新增第一？
因为讨论的是很失败的话题，花行长一开始就冷凝着脸，要求每个与会者认真作答。轮到韩红星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有感而发道：
“一是因为我行做贷款的附加条件太多，每笔贷款得搭售五个以上理财产品；二是考核不到位，其他行每做一笔贷款可得二百元考核工资，我们行对贷款业务不考核。”
“你的观点不对！”还没说到底，花行长已气呼呼地抢过话来：“我们一直有这个规定，为什么在同样的规定下，以前贷款不够放，现在一笔放不了？”
见大家被唬得沉默，花行长继续道：
“你们只会强调客观！为什么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凡事总谈钱，总谈别人的优势，当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不是照样能打败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所以啊，在我看来完全是你们在思想上出了问题！”
听得此说法，韩红星当即反驳：
“以前我行的贷款不够放是不错，但年底还有额度放，可其他行一季度到底就已经不够放了，领导关注到这点了吗？行领导动员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时是不是说多完成任务多得工资，完不成任务就扣工资，你们谈的是不是钱？扣我们职工的是不是钱？为什么我们职工提出考核弊端时就不能谈钱，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呢？”
趁着话匣子打开，韩红星继续道：“先辈们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和大炮，我们d行的员工就得在既没有考核工资又没有费用的情况下，在市场竞争中战胜那些既有考核工资又有考核费用的其他银行？”
“移一座山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难！”花行长认为韩红星冥顽不化：“我堂堂d行哪样体制不先进？你员工不去适应体制，难不成还得体制适应你？”
很快，话题又转到不良贷款方面，由花行长总结不良率越来越高的原因：
一是放贷时把关不严，如果个贷客户经理工作认真、审查严格，完全可以将不良贷款拒绝在放贷之前；
二是不良后清收不力，如果个贷客户经理对清收工作足够重视，就没有要不回的贷款；
三是考核力度不够，没能及时制定惩处方案，将清收不良与工资紧密挂钩。
又轮到韩红星发言时，着重是反驳花行长的观点：
第一.贷前审查只能把关客户申请贷款时的状况，而每个客户的状况总在变化之中，就比如县里被抓的李书记，在位时如果到d行来办贷款，还有谁敢说他不符合放贷条件？可是后来出现了被抓的情况，如果他仍欠着贷款，就会形成不良，哪可能客户经理在办贷款时能审查出他日后会犯法，因而拒贷他？包户，身份多为大老板，不泛我行的vip客户，哪想到会变成如今还不起贷款，连家都不敢回？因此，搞经营就有风险，放贷款必会出不良。
第二.谈清收问题：能打通电话、见得了面的欠款人都答应还款，有一部分人就是在不停地催要下还了欠款，不过另外一部分人的确还不起钱，有时季度底为了完成催收任务，陈总情愿个人掏钱，借给那些还不起贷款的客户还款。这些能见到面的客户还给我们个清收的机会，那些跑路的人连公安部门都找不到，让我们到哪去找他们催要贷款！所以只能通过打官司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聘有律师专门打官司么，怎么还总不见不良贷款降下来？”听到这里，花行长插过话去问。
“借钱不还的官司不用聘律师就能赢，可赢了官司还得申请执行，对抵押的房产进行拍卖后才能将不良贷款降下来。”韩红星回答花行长的提问。
“那你们为什么不申请执行，对抵押的房产进行拍卖？”花行长追问。
“这就牵涉到我行的体制问题。”韩红星谈自己的看法：
“行里只肯发个“你好d行”给我们去跟法院打交道，却舍不得花一分钱费用，怎可能将执行、拍卖的事情办下来。”
“申请执行是我的权利，法院替我们做这些事是他的义务，凭什么要将费用花给他们？不相信人民天下的法官胆敢不花钱就不办事！”花行长慷慨陈词。
费用是敏感问题，d行的体制是根据基层行的经营业绩配发考核工资和费用额度，允许基层行在额度内处理费用，因此行领导动员大家努力挣考核工资时，总会说还能挣考核费用，等发考核工资时，员工们能拿到手的总少得可怜，那些考核费用更与员工们无关，都由行长想方设法将本该用于营销的费用往自己口袋里捞，所以，花行长听说得花费用，就等于说得让他掏钱才能将执行的事办下来，当然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不过韩红星才跟蔡法官打过交道，懂得其中的道道，便对花行长道：
“法官当然不可能不花钱就不办事，不过，现在的官司太多，执行局的每位法官手上都有上百件待执行的案子，就算每十个工作日能执行一个，一年也只能办几十个，我们d行也不是人家法院的主管部门，凭什么就靠跟人家说‘你好d行’，人家就急你所急，立即替你将排在后面的案子执行下来！还有，真的执行案子时得蹲点、守候、追查当事人，得没日没夜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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