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五七年生人，出生在河北农村，快两岁的时候才跟着她的姥爷我的太姥爷迁到东北。
我姥儿跟我说他们一路走的很苦。
我太姥爷用扁担一头挑着我妈，一头挑着我妈的老姨，要着饭徒步走到山海关，几经周折才坐上火车抵达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
我妈初到东北当了几年黑户，直到过了学龄才托关系落上户口，结果晚上了一年学。所以她初中毕业已经十七岁，正赶上上山下乡的尾巴，和起初“老三届”的轰轰烈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那时候的年轻人去农村，已经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关系不大了。知青下乡，更多迫于无处栖身的无奈。
一九七四年夏，两辆大解放汽车把她和四十几个同伴拉到北边一片辽阔无际的平原上。
如同歌里唱的，那里有大豆和高梁，可那里也只有大豆和高梁。用“贫瘠”来形容这个地方并不贴切，却又找不出更加贴切的词语。
二百多公里的路程用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不远，不过当时路窄车破，也折腾了大半天。四十多个年青人有一多半因为晕车和中暑而吐的稀里哗啦，我妈就是他们中间最肝肠尺断的那个。
据我妈回忆，那天她又饿又累又晕又吐的在酷暑下晒了一个多小时，生产队大队长才和一个与我妈年岁相仿的知青小伙儿来接她。
又据我妈回忆，那个小伙儿叫朱永文，比我妈还小一岁。长的鼻直口方挺精神，眉眼间和我妈颇有几分神似，只可惜个头不高，将将巴巴一米六五。因为他家成份特别不好，被划成地主坏分子，所以不到十三岁就下了乡，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年多。
再据我妈回忆，这个帅气阳光的朱永文打从第一眼就深深的喜欢上了我妈。但我妈一直秉承着离家之前我姥儿对她“千万不许在青年点找对象”的遵遵教诲和我姥爷“敢在青年点找对象把腿打折”的威逼恫吓下，错过了可能发生的一段浪漫情缘。以至于我今天只能在这里写些不着边际吓人唬道的邪乎故事，而无法清新一把。
朱永文平时的确对我妈挺关照，加上朱和宗在不分平翘舌的东北人口中发音很像，俩人又一个叫永文一个叫永敏，于是不只一次被误认为是亲姐弟俩。直到今天，我妈抱怨嫁给我爸她吃多大亏的时候，仍然会拿这个朱永文当作正面典型来比较。
还是据我妈更过分的回忆，大队长和朱永文领着我妈进村的时候引起了巨大的哄动。十里八街的老乡们纷纷眼含热泪奔走相告：“咱堡子来了一个大眼睛姑娘，长的老漂亮老漂亮了！”当然，这一段是根据我妈的指示写进来的，她对自己的夸奖从来都不惜笔墨……
我妈到了队上，先在一户姓韩的老两口家住了两个多月。老两口无儿无女，除了具备东北农民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外，还有一手绝活——下大酱能让酱缸里不生蛆。
后来，由于大队决定知青改吃集体食堂，不再在老农家搭伙，我妈便被分配到青年点女生宿舍，与两个女知青同住。这两个女生比我妈早搬进来几天，年纪最大的叫艾小红，小的叫刘丽，家都是本省的，三人相处也不算太矫情。
宿舍是原来的大队仓库改的，离村口二里地。两间土坯子房，女生们住一间，另外一间做食堂。房子外面没院墙，里边也没火炕，搭个木板就当床，床底下堆着知青们的口粮。
男知青宿舍更惨不忍睹，说白了就是个看地的窝棚，连电都不通，上面漏雨，四处透风。还好是初秋季节，傻小子睡凉炕，入冬之前都好将就。
我妈搬进宿舍第一天，艾小红和刘丽十分热情的帮着她忙东忙西。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刘丽便没影了。快睡觉的时候，我妈忍不住问了一句：“刘丽呢？怎么还不回来啊？”
艾小红听我妈这么一问，立马眉飞色舞，但还是刻意压低了声音：“你不知道咋地？刘丽和邻村大队的那个谁搞对象呢，天天晚上压马路。”压马路在我们这专指情侣肩并着肩散步，那是男女之间最亲昵不过的行为。
艾小红看我妈脸有点红，嘱咐一句：“永敏啊，他俩还是地下党呢，别人不知道，你千万别往外说啊。”说话间她端起盆出去倒洗脚水。
刚到门口，门猛一下被推开了。刘丽慌慌张张跑进屋，两人撞个对头碰，一盆洗脚水全扣脚面上了。
艾小红赶紧跺跺脚，不满的问：“刘丽你干啥呢？毛愣三光的……”
刘丽连喘带咳：“有个……有个男的拿着把刀一直跟着我……过来了！”
艾小红失声叫了出来：“啊？”我妈也不由自主的从床边站直了。
刘丽几乎都要哭了：“他跟我一道儿了，我咋跑也甩不掉。”
破完嗓子的艾小红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快，永敏，把灯关了，窗帘挂上！”
三个人立刻挂上帘子熄了灯。可那扇破门上别说锁，连个门划都没有。之前艾小红和刘丽睡觉，也就是拿个木凳子把门掩上，都是乡里乡亲，没有防谁的必要。可现在，她们连个能顶住门的大家伙什都不趁，三个丫头片子只好猫在门后，用身体将那扇破不烂呲的木门挤住。
接踵而来的，除了潺潺秋虫，就只剩下她们快要窒息的喘气声了。
没一会，脚步打破寂静。可以听出，脚步声来自一个男人粗重的步伐。那人在外面徘徊了几步，又敲敲门。仨人谁也不敢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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