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个月，等于依旧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usb的研发上面，妻子去海南的这段时间，段云天天早上去公司各个厂区转一圈，布置一下工作，然后下午和晚上如果没有重要事情，就会独自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研发usb系统。1984年10月1日，上海市电报局装用引进的快速传真机开放与日本东京等5个城市间的国际公众用户传真电报；1985年5月1日又开放至香港、1989年开放至奥地利和英国的国际公众用户传真业务。
段云除了在天音集团有自己的usb研发团队，同时还和香港那边的分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几乎每隔10天半个月，段云都会和自己的助手郭凯一起前往香港一次，考察香港分公司的情况，同时也和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的相关专家教授坐在一起开会喝咖啡，讨论usb的监督进程。
为了和香港分公司交流联系方便，段云自己的办公室和香港分公司分别开通了传真机，香港那边的研究成果也会第一时间通过传真机将相关资料传到天音集团，这也为两方的密切合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传真机对于80年代的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即便在一般的大型国营企业中，也很少能够见到，而且不是每个城市都开通了传真机。
从1985年5月1日起，由于上海开放用户传真(fax)新业务，用户只要到电信部门办理手续、装有合格证的快速传真设备，便可自行在家或在单位随时收发真迹传真，不需再到电报局办理，致使电信部门独领风骚的真迹传真电报业务逐渐由盛转衰。
当时一台传真机的价格在2万美元左右，如果在内地购买的话，需要花费人民币十五六万，而且传输费用也相当高，深圳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开通传真机业务的，从香港传送一页资料往往需要两三分钟时间，以及几十块钱的费用，巡查公司根本用不起，也只有财大气粗的天音集团能够成为深圳传真业务的第1批用户。
虽然传输速度慢，价格贵，然而在内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已经是香港和内地传输资料最为高效的方式了。
而段云之前安排王石在香港寻找职业经理人的事情，确实是没有满意的结果。
200万美元的年薪，外加公司纯利润的5，这样的待遇在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也确实吸引了不少应聘者。
然而让对人失望的是应聘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香港本地的一些职业经理人，看起来职业履历也比较光鲜，有曾经在大公司任过高管职务的，也有帮助过多家小公司起死回生的经营高手，然而却没有一个人之前曾经从事过微电子领域公司的管理工作。
其实作为经理人，这些应聘者半数以上都是合格的，然而却不是段云真正想要的人。
从一开始，段云的目标就很明确，他想要的职业经理人是那种在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咖，哪怕对于公司经营方面手腕不算高，段云也可以高薪聘用，因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借助这名职业经理人在业界的人脉和关系，从而挖到一些国际a业界大能，组建自己在欧洲和美国的研发中心。
正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寻，职业经理人的选择方面事关天音芯片厂将来的长远发展，这种人选不能将就，所以段云没有马上确定人选，只能暂时等待更合适的人选。
时间一晃就到了年底，即将踏入1989年的门槛。
1988年对于天音集团来说是辉煌的一年，这一年集团的年利润第1次突破6亿，最终数额达到了6亿7，000万，如此高的年利润，也让天音集团成为了深圳电子行业最强企业。
而且放眼全国，天音集团也成为了全国电子行业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
1988年举办的全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评选中，上海电视机一厂成为全国电子行业的领头羊，前年他们一年的利润总额高达5.8个亿，主打产品是金星牌电视机，而段云德天音电子厂今年总利润高达6.7个亿，如果是上海电视机一厂没有实现巨额增幅的话，那么天一集团将毫无疑问成为全国电子行业的领头羊。
一家私营企业成为电子行业的领头羊，这是自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
深圳市政府原本想将天音集团上报，参加全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的评选，然而这件事在经过段云和市长李灏商量之后，最终取消了报名。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段云担心这样做会树大招风，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国家一直宣传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而这个时候如果天音集团拿到全国百强企业的榜首的话，实质上并不会给天音集团带来任何的利益，反而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到了1989年的时候，全国上下就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1月1日，遗像里严谨而慎言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你非同寻常的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太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尽管中央政府开始采取最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然而通货膨胀和闯关失利而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并没有快速消退。
另外全球的形势也变得严峻复杂起来。
1989年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绝对是一个动荡变化的年份。
横亘在东西世界的铁木正在倒塌中，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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